【红色研读】“漫” 话红色：《红色中华》漫画里的 “苏区密码”

— 纸页间的苏区印记，岁月里的精神传承 —

“漫”话红色

《红色中华》漫画里的 “苏区密码”

本次红色研读活动，本科生广告学党支部选择了报纸《红色中华》作为研读内容。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舆论阵地，其漫画板块是最具 “大众化基因” 的红色载体。这些漫画并非单纯的艺术创作，而是融入了革命先辈的传播智慧与初心使命，每一笔油墨都镌刻着时代记忆，每一幅画面都承载着救亡图存的呐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创作逻辑与传播效果，承载着一部鲜活的红色传播史。

《红色中华》的创作初衷

图1《红色中华》发刊词

1931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传递政令、凝聚共识、打破封锁，根据中共中央决议要求，机关报《红色中华》于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创刊，标志着其继承革命传统的政治意涵。该报首次系统探索农村根据地办报路径，发行量达4.5万份，成为苏区发行量最大、影响力广泛的报纸，展现了革命话语的强大吸引力。

《红色中华》的《发刊词》指出了其任务：“他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其核心使命是服务革命战争与政权建设，扮演“政权喉舌、动员引擎、斗争武器”的角色。

通过“苏维埃建设”、“党的生活”等栏目，系统传播中央政策，将政权理念转化为实践指引。例如，1934年发起的草鞋募集活动，高效动员群众完成任务，体现了“上情下达”的功能。同时，“工农民主法庭”等栏目宣传法治建设，强化政权合法性。践行党报作为“集体组织者”的思想，建立“号召—响应+革命竞赛”机制。通过社论、通讯员网络及数据图表，营造竞赛氛围，成功动员数十万民众参军、募集大量物资。针对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状况，采用图画、图表、“红色小辞典”等通俗化方式，突破文字壁垒。

图2《红色中华》报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

在民族危机中，《红色中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批判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其创刊号便指向日本暴行，后期又连续刊登《中国能否抗日？》等文章，驳斥“无力抗日”论调，鼓舞民众斗志。坚持“依靠群众办报、为了群众办报”，通过“每个读者都是通讯员”等口号，构建覆盖苏区各行业的近千人通讯员网络。报社克服人手不足，出版指导刊物传授采写技巧，使报纸真正成为“工农群众自己的报纸”。

《红色中华》有效传播党的政策，为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发展奠定基础，为苏维埃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红色中华》“漫画”板块创作背景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主要指在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期间，于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流传的漫画作品。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红色漫画作为当时除标语外最普遍的群众宣传形式，是党早期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党通过红色漫画将抽象的革命道理、政治主张等转化为易懂、易记、易传的大众化形式，有效内化为民众的思想，统一为民众的行动，提升了宣传教育的实效性。在中央苏区斗争中，红色漫画成为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重要手段和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发挥了“号角”与“战鼓”的作用。

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100余幅漫画及60余幅图表、地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苏区读者介绍国内外时局以及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用于政治宣传的红色漫画

此类漫画控诉黑暗旧社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本质，号召民众跟共产党走，推翻万恶的旧世界，创造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央苏区尚未建立时，这里的农民深受地主阶级压迫，生活极其困苦，却又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宗教思想浓厚，阶级观念淡薄，缺乏反抗意识。红色漫画的宣传，旨在提高民众的阶级觉悟，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鼓励贫苦农民拥护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

图3《乌龟闯进门里来了，哥哥的刺刀抵着它，弟弟拿刀来彻底粉碎乌龟壳》

该漫画创作于钱壮飞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当时苏区正处于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反复展开 “围剿” 与反 “围剿” 斗争的关键时期。作为兼具革命工作者与艺术家身份的创作者，钱壮飞通过漫画这种群众易懂的形式，配合苏区的军事斗争进行宣传动员，弥补了当时苏区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文字宣传效果有限的问题。

漫画中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明确的革命寓意。“乌龟” 是核心象征符号，对应着入侵苏区的国民党军队或反动势力，其坚硬的龟壳象征敌人的武装装备和防御体系；“哥哥的刺刀” 代表红军的正规武装力量，体现前线军队的正面阻击能力；“弟弟的刀” 则对应苏区群众武装，象征后方民众对革命战争的支援，两者结合构成了军民联动的完整战斗力量。生动诠释了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的革命理念，呼应了苏区文艺 “团结人民、打击敌人” 的核心使命。

《红色中华》的时代意义

《红色中华》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它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核心时代意义在于为初创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革命动员工具和工作指导平台。它积极传播党的方针政策，报道红军胜利消息，揭露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罪行，动员群众参与政权建设和支援革命战争，有力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政权，并为塑造中国共产党早期执政形象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加深，《红色中华》的意义进一步扩展。它开辟“反日战线”专栏，揭露日本侵略暴行，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复刊的《红色中华》，其宣传重点转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实现了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宣传方针的转变，为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1937年1月，它更名为《新中华报》，完成了其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

党员学习感悟

01

付瑞

通过学习《红色中华》漫画专题研读内容，我深受教育和启发。这些诞生于革命年代的红色漫画，不仅是生动的艺术创作，更是党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宣传动员、密切联系群众的智慧结晶。

作为党员，我深刻认识到，宣传思想工作必须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群众需求。《红色中华》漫画之所以能产生强大的动员效果，正是因为它们扎根斗争实践、反映群众心声、服务革命需要。这启示我们，在今天的工作中，也要善于运用多种形式、贴近实际的语言和载体，传播党的声音，凝聚社会共识。

02

郑卓

通过学习《红色中华》中的漫画，我深刻认识到宣传工作强大的思想引领与情感动员作用。这些漫画运用“乌龟”、“铁锤”等生动符号和通俗场景，将革命理念和斗争方针巧妙转化为群众易于理解、乐于传播的视觉语言，展现出党在宣传工作中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群众情怀。这不仅在当时极大鼓舞了苏区军民，也为新时代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宝贵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善于运用贴近生活、易于共鸣的表达形式，让党的理论在春风化雨、成风化人中凝聚起广泛共识与奋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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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党建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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