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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猫三刀
北京佑安医院的邵英护士长至今记得那个场景。
五六十岁的刘浩,因肠胃镜检查住院,却在术前筛查中被查出HIV阳性。老人看不懂报告,直接递给了女儿。女儿扫了一眼,瞬间崩溃,转头就问邵英:这怎么办?我爸以后还能跟我们一起住吗?
语气里全是愤怒和排斥。
刘浩站在一旁,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后来邵英单独找刘浩谈话。老人懊悔地说,自己年纪大了,有点时间有点积蓄,平时太无聊,就稀里糊涂跟着别人玩了几次。没想到,玩出了大麻烦。
这不是个例。这是海啸来临前的潮水声。
最新数据像一记耳光。
重庆今年1-10月新报告的HIV感染者中,50岁以上人群占比高达77.2%。浙江今年新发HIV病例,50岁以上中老年占到39.2%。
2015年到2022年,全国50岁以上HIV感染者从3.3万涨到5.2万,60岁以上从1.7万涨到2.7万。北京佑安医院目前在治的1.3万例中,50岁以上已超20%。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梁晓峰说得很直白:随着老龄化加剧,老年新发HIV感染可能还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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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我们真的看见了吗?
白桦,HIV感染者互助组织白桦林的创始人,早在2011年就注意到老年感染人数在涨。但当时没人关注,也没人愿意关注。
社会宣传聚焦在哪里?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因为这些病例相对集中,容易宣传。
国家对基层投入的防艾公益项目主要面向谁?还是青年。
老年人呢?文化程度低,防护意识滞后,连宣传海报都看不懂。
他们被精准地、系统地忽视了。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一针见血:老年HIV高发,关键在于感染风险在上升。
为什么上升?
因为独居老人规模巨大,性需求长期被忽视,针对性健康教育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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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李在村接诊过一位八十多岁的感染者。老人说,家里曾雇了个中年保姆,因为急需用钱,提出给钱就可以发生关系。
邵英说,五六十岁的老年群体,身体不差、条件尚可,性需求仍然存在,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白桦更直接:在定点医院或疾控中心,经常有感染者问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对象。中老年感染者的情感需求,有时比年轻人还强烈。
但他们能跟谁说?跟子女说?怕丢人。跟配偶说?有的早已分居或丧偶。
孤独是最高效的病毒培养皿。
梁晓峰指出,丧偶或长期无业造成的孤独,使部分老年人寻求心理慰藉,但又碍于面子,不愿通过正规渠道求助。
于是,性安全失守了。
赵婷,西南地区某县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发现一个共同点:她接触的老年HIV感染病例,几乎都不使用安全套。
数据更触目惊心。
2015-2022年,国内新报告的50岁以上老年HIV感染者中,异性传播占比超过90%,其中商业性行为占44.8%。
但专家们警告:实际通过同性传播的比例可能远高于公开数据,因为很多感染者隐瞒性取向。
梁晓峰说,过去筛查主要针对同性恋群体,但当前形势已变——相当多的新发感染源于商业性行为。
为什么?成本低、隐蔽性强。
李在村举例:老年男性往往选择低价暗娼,四五十元一次,基本不用安全套。对方都是四五十岁的女性,他们觉得不担心怀孕,但实际感染风险非常高。
还有非商业性行为。广场舞跳熟了,舞伴关系升级了。李在村曾接诊一位北京本地老人,与女舞伴保持近10年性关系,确诊后多次劝说对方检测,但对方完全没当回事。
最危险的,是那些连自己感染都不知道的人。他们在不知情中传播,在沉默中放大疫情。
白桦团队的志愿者曾在北京部分公园组织免费快速检测。他们接触到一群流动人口——中老年农民工、建筑工。
筛查阳性?不愿去疾控中心确诊。
为什么?下个月在哪打工、在哪落脚都不知道,哪还管得了这个病。
这是最绝望的现实:他们最难被发现、最难被追踪,却恰恰是风险最高、规模不小的一群人。
白桦说,恰恰这部分人群,最难被持续干预。
他们是疫情防控的黑洞。
艾滋病已成慢性病,但老年感染者面临特殊困境。
一是用药复杂。老年人常伴有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药物相互作用风险极高。洛伐他汀与某些抗艾药同服,血药浓度可能升高五六倍,毒性剧增。抗结核药利福平可使部分免费抗艾药疗效下降75%,几乎等于失效。
二是诊断延迟。老年人从感染HIV到艾滋病期,比年轻人更快。但他们常因皮肤病肺炎辗转多个科室,诊断严重滞后。
三是心理障碍。卢洪洲印象最深的两个病例:一位确诊后最大诉求是对家人绝口不提,死也不能丢这个脸。他撕掉药瓶标签,从不在家人面前服药。
另一位独居老人,担心家人发现,自行减药,最终重症肺炎送入急诊。儿子在急诊室才得知真相,但老人已耐药,合并多种感染,一周内多器官衰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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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能控制他们体内的病毒,却消除不了他们心中的障碍。
白桦说,歧视和污名化仍然严重。除定点医院外,绝大多数医院仍可能歧视感染者,尤其是外科手术,对老年HIV感染者而言,可及性仍面临较大挑战。
2022年,国家卫健委预测: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
4亿老人中,单身、丧偶、独居的数量将持续增加。
老年艾滋病防控,早已不仅是医学问题,而是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
梁晓峰说,防控核心是识别高危人群,加强医生培训和健康教育,让有高危行为的老年人能认识风险、主动检查。
但问题是,怎么触及他们?
李在村参与过多场户外科普,主动前来咨询的人寥寥无几。
梁晓峰承认,对老年群体开展健康教育仍面临较大难度,目前的宣传很难真正触及老年人。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当我们的父辈在孤独中寻求慰藉,在无知中失守性安全,在歧视中隐瞒病情,在流动中成为隐形炸弹——
我们该假装看不见,还是直面这头房间里的大象?
时间不等人,4亿老人的晚年,更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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