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拥20万水师3000船，降清被杀之谜

1661年，儿子在前线打赢了红毛番，父亲却在北京被千刀万剐，这笔账该怎么算？

1661年11月24日，北京城的那个冷啊，西北风跟刀子似的往脖领子里灌。

在柴市口刑场，一个57岁的男人被五花大绑，跪在冰凉的石板上，等着那最后的一刀。

就在这会儿，几千公里外的东南海面上，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戏刚落幕——他的大儿子郑成功，硬是把赖在台湾38年的荷兰红毛番给赶跑了，收复了宝岛。

但这事儿吧，有个特别残酷的逻辑：儿子的勋章，成了亲爹的催命符。

跪在地上等死的这位，就是当年手握三千艘战船、大明朝最后的“海上救命稻草”——郑芝龙。

要把时间倒回去四十年，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在日本平户街头瞎混的浪荡子，后来能牛到这个地步。

郑芝龙这人，简直就是那个年代的“国际化人才”。

他不仅是福建南平一个小吏的儿子，更像是个精通跨国贸易的顶级CEO。

在澳门，人家受洗成了天主教徒，洋名“尼古拉”；在日本，他娶了田川松，黑白两道门儿清；在海上，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日语那是张口就来。

当那些读书人还在死磕四书五经的时候，18岁的郑芝龙已经跟着舅舅黄程的商船，在马尼拉和长崎之间来回跑，早就看透了一个真理：在大海上做生意，炮管子粗才是硬通货。

这种超前的眼光，让他迅速从一个普通的带货马仔，变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海上霸主。

接手了义父李旦的盘子后，郑芝龙没像普通海盗那样只知道抢劫，而是搞了一套让现在人都咋舌的“海上收费站”体系。

1633年料罗湾那场仗，他把不可一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得满地找牙，直接定了个霸王条款：以后不管是哪国的船，只要过中国海，都得挂郑家的旗，交郑家的税。

这哪里是海盗，分明是拥有独立武装的“海上帝国”。

巅峰时期，手里二十万水师，大小船只三千多艘，这种规模的私人武装，翻遍世界航海史也就独这一份。

可是吧，太精明的商人思维，最后却成了郑芝龙最大的死穴。

在他眼里，啥都能交易，货物、人命，甚至是对国家的忠诚。

当年明朝招安他，他干了，因为那是“官身护商”，能合法垄断；等到1644年明朝倒台，清军入关跟逛菜市场似的，他又开始打新算盘。

在他看来，南明隆武帝虽然是自己立的，但这公司眼看要破产，不如带着这泼天的富贵和水师去新老板那“入股”。

他天真地以为，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开出的“闽粤总督”价码，是一次对等的商业并购。

1646年，这绝对是郑芝龙这辈子最昏头的一年。

为了表诚意，他不顾儿子郑成功的死命阻拦，把仙霞关的防务给撤了，让清军长驱直入福建。

这一手，直接导致隆武政权崩盘，皇帝惨死。

当他带着几个人，乐呵呵地去清军大营准备“履职”时，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人家满清要的是你的兵和钱，谁要你这个人啊？

瞬间从“平国公”变成了阶下囚，直接被押到北京软禁起来。

这操作，简直就是典型的“杀猪盘”。

接下来的十七年，就是一场让人看着都揪心的父子博弈。

老爹在北京当人质，儿子在海上扛大旗。

满清留着郑芝龙的脑袋，原本是想把他当个饵，指望郑成功带着水师来投降。

但郑成功这人，虽然孝顺，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那是相当清醒，他心里明镜似的：“只有我在海上打得越狠，老爹在北京才越安全。”

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诡异的平衡：儿子在东南沿海打得越凶，甚至一度打到南京城下，老爹在北京就能多活几天，还能混个同安侯当当。

但这平衡太脆弱了，最后还是被打破了。

清廷一看郑成功这块硬骨头啃不动，就来了招绝的——“迁海令”。

强迫沿海老百姓内迁三十里，片板不许下海，想从经济上饿死郑家军。

郑成功一看没招了，得找个新基地啊，于是目光越过海峡，盯上了台湾。

1661年，当郑成功的舰队横扫千军，把荷兰人赶出台湾的时候，郑芝龙的日子也到头了。

对清廷来说，郑成功拿下了台湾，就等于有了稳固的后方，更不可能投降了。

这就好比手里攥着一张巨额支票，却发现银行倒闭了，那这张票子也就成了废纸。

既然鱼儿再也不会咬钩，那挂再钩上的鱼饵留着还有啥用？

为了泄愤，也为了断绝旧部对“老帅”的念想，清廷直接举起了屠刀。

说起来，郑芝龙这一辈子，就是晚明历史的一个缩影。

前半截是敢跟列强亮剑的英雄，后半截成了政治投机的倒霉蛋。

他想用做生意的逻辑去赌皇权的信用，结果输得裤衩都不剩。

那一刀下去，郑芝龙在北京结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连个收尸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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