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毒杀两子女判死刑：同是父母害子，为何量刑天差地别？

遵义毒父刘仲杰在离婚冷静期内，竟哄骗自己10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喝下剧毒农药，坐视两个孩子痛苦死亡。

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判决一出，大快人心！

但也有人认为：

同样导致孩子死亡，有的父母判了死刑，有的只判了几年，这不是同案不同判吗？

是因为刘仲杰是男性，所以才判死刑的吧？若是女性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判死刑了？

我整理了一下今年网上报道的父母（包括继父继母、男女朋友）致未成年子女死亡的判例，发现量刑差距确实比较大，最终的判死刑，最轻的只判了3年，罪名也不同。

今天，咱们来说说，为什么都是父母致未成年人子女死亡，为什么量刑差距这么大？性别是否是影响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 刘仲杰死刑，罪有应得

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份子。刘仲杰的毒杀子女行为，完全符合死刑适用条件：

首先，其犯罪故意极其坚决。他不是失手，而是精心策划，利用子女的绝对信任，以哄骗手段实现杀人目的。他将婚姻矛盾引发的怨恨，完全转嫁并施加于毫无自救能力的未成年子女身上，且在事后拒不施救，主观上剥夺他人生命的意图清晰且彻底。

其次，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社会影响特别严重。两名无辜幼童惨死的后果，不仅彻底毁灭了一个家庭，更严重践踏了社会基本人伦与道德底线，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比司法实践中其他因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而被判处死刑的同类案件，刘仲杰的行为，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上均属最严重之列，判处死刑完全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二、 都是致未成年人子女身亡，为何罪名和刑期天差地别？

关键在于，法律审视的不是同一个死亡结果，而是导致死亡的犯罪行为性质、主观故意与具体情节。

（一）罪名不同，源于行为性质与主观故意的区别。

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如刘仲杰案，其行为直接以追求子女死亡为目的；又如西安早产女婴案，父母对坠入粪坑的婴儿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拒不履行，放任死亡结果发生，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行为人主观上仅具有损害他人健康的故意，但实施的伤害行为过失地造成了被害人死亡。例如山东威海案，行为人在管教过程中实施暴力，本意是教训而非杀人，但最终导致儿童死亡。

虐待罪，行为人主观上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行为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如福建莆田案与湖北大冶案，被害人均是在长期、反复的虐待过程中身体受损致死。若在虐待过程中，某一次暴力行为直接、独立地造成了死亡结果，则可能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需数罪并罚。

（二）刑期不同，源于犯罪情节与危害程度的差异。

量刑的轻重，是对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进行综合评判的结果。

死刑、无期徒刑，主要针对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且人身危险性极大的主犯。例如刘仲杰，以及多起案件中直接实施致命暴力、起主要作用的继父、生母男友等。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常见于在共同犯罪或持续虐待中起重要作用，但并非直接致死唯一责任人的情形。例如莆田案生父刘江，其行为系纵容、配合继母实施虐待伤害，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被认定为从犯，故经再审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多适用于犯罪情节相对较轻，或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例如西安早产女婴案，因婴儿系早产存活率低，父母的不作为杀人行为被认定为情节较轻；又如云南父亲杀害残疾儿案，虽构成故意杀人，但法院综合考虑其因特殊困境作案、具有坦白情节且获得被害人近亲属谅解等具体情况，在法定刑幅度内作出相对较轻的判决。

这并非同案不同判，而是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司法必须精准区分蓄谋已久的谋杀、长期虐待的累积后果、管教失当的过失致死以及极端困境下的无奈悲剧，并施以相对应的刑罚。

三、 性别是影响判决的关键因素吗？

纵观所有案例，决定刑罚的是犯罪行为本身及其反映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而非行为人的性别。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女性若犯罪情节恶劣，也一样判死刑，如莆田12岁女孩被虐死案中的继母许金花，还有满洲里3岁女童被虐死案中的情人文某某；

男性若符合情节较轻的认定标准，如西安早产女婴案的生父代某，才判了4年，莆田12岁女孩被虐死案，生父刘江数罪并罚才判了13年半。

由此可见，性别不是决定量刑的关键情节。

四、对侵犯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严惩不贷

刘仲杰的死刑，完全是其罪有应得。

刘仲杰的死刑，再次惊醒我们：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更不是婚姻战争的牺牲品。任何将成年人的失败与愤怒，倾泻在无辜孩子身上的行为，都必须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而其他案件看似较轻的判决，也绝非宽容，而是法律在复杂人性与残酷现实面前，进行的艰难但必要的权衡。它是在对极端的罪恶与复杂的犯罪因果进行综合衡量后，作出的艰难但必要的裁判。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比探讨判决轻重更重要的，应该思考：

如何让家庭成为孩子真正的安全港？如何在社会层面织牢一张更早发现、更有效干预的保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