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裁清单送进白宫后，美国头一次这样气急败坏

中国的制裁清单送进白宫后，美国这般气急败坏的程度外界还是头一次见。

西方媒体这几天关于美国对台军售和中国反制的新闻里，最“喜感”的点在于：

美方一边把对台“史上最大规模”军售往外推，一边又摆出一副“维护和平稳定”的姿态；中方按既有法律工具箱作出反制后，美方立刻回一句“强烈反对”，还顺带要求中方“停止对台施压、与台对话”。

话术很顺，但逻辑并不新鲜：把军售包装成“稳定器”，把反制描述成“报复”——典型的叙事倒置。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这波“来龙去脉”。

1）先有一轮“铺垫型”军售与中方交涉（11月）。

在这次“111亿美元大单”之前，11月中旬美方就已对台批准一笔约3.3亿美元的战机及航空器零部件相关项目；中方国防部门公开表示已向美方提出交涉，并警告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等于提前把“反制会来”写在了墙上：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持续链条。

2）关键节点：12月17日美方一次性抛出“史上最大包”，军售进入国会通报程序。

美方在12月17日（美东时间）推动对台约111亿美元的8项军售案，属于“国务院批准、DSCA对国会通报”的标准流程。路透披露的核心构成非常清楚：包括HIMARS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榴弹炮/自行火炮系统、反坦克导弹（如标枪等）、巡飞/侦察无人机与相关支援等，强调“非对称战力”的组合。

其中，DSCA公开稿明确了HIMARS单项估值约40.5亿美元。

这不是“日常补货”，而是一次把台军陆基远程打击与无人化要素往上抬的打包升级。

3）12月26日：中方公布反制决定（外交部令第19号，当日生效）。

中方外交部在12月26日发布“对美国军工相关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依据的是《反外国制裁法》。措施要点很硬：

• 对20家企业：冻结在华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资产；禁止境内组织、个人与其交易、合作等。

• 对10名高级管理人员：同样冻结资产并禁止交易合作，另加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含港澳）。

名单也公开透明（这点很关键，说明反制是“制度化操作”，不是情绪宣泄）：

企业包括诺斯罗普·格鲁曼系统公司、L3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波音圣路易斯分公司、以及一家偏“新军工/无人系统/软件数据”方向的小中型公司；个人里最受关注的名字是Anduril创始人Palmer Luckey等。

4）中国的制裁清单送进白宫后，美方同日回怼：“强烈反对”，并要求中方“停止对台施压、与台对话”，显得极为气急败坏。

路透把美方表述写得很完整：美方“强烈反对”中方对美企的反制，称中方是在“报复”支持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同时催促中方停止对台的军事、外交、经济压力，转而与台“有意义对话”。

顺便还补了一句“这项政策在九届美国政府中保持一致，有助于台海和平稳定”。

这套话术的核心是：把单边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当作“国际正当性”，再把军售描述为“稳定贡献”。

为什么要说“美国气急败坏”这句话？主要有三层。

第一层：被戳到了“叙事护城河”。

美方最依赖的叙事是“对台军售=防御性支持=稳定台海”。中方反制一来，等于把这条链条拆开：既然军售被定义为“严重干涉内政、损害主权领土完整”，那就必须付出制度性成本。

美方当然要急着把“成本”重新包装成“无理报复”，否则下一次再推军售时，企业与资本市场会先问一句：这单生意到底值不值？

第二层：反制击中的不是“传统军工巨头”，而是“新军工+无人化生态”。

名单里除了波音、诺格这类传统角色，还出现一批偏无人机、反无人机、软件/数据的公司与负责人。

这意味着信号不仅给“大厂”，更给“新军工创业圈”：别幻想一边吃安全议题的饭、一边继续在中国市场或供应链上“左右逢源”。

第三层：美方也承认，这一招在商业上未必“伤筋动骨”，但政治上必须“硬顶”。

路透点出关键现实：中方与美国防务承包商直接生意往来并不多，反制在很多情况下更接近“象征性”；但同时也提醒：波音的民航业务在中国市场有现实利益，美方把“波音圣路易斯防务分支”放进叙事里，其实是在提醒“别牵连民航”。

问题在于——规则既然被政治化使用，就难要求对手不把规则政治化回去。

为什么支持中方反制？因为这不是“情绪”，而是“对等的制度动作”。

1）反制依据明确、对象明确、措施明确。

外交部令第19号写得很清楚：依据《反外国制裁法》，针对“军工相关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冻结资产、禁止交易合作、限制入境等措施，并且当日生效。

这类“清单化、条款化、可执行”的反制，恰恰是现代国际博弈里最重要的部分：把反击从口头谴责升级为可预期的制度成本。

2）美方所谓“九届政府一致”“维护稳定”，本质是把国内法当国际法用。

路透转述的美方说法里，“政策跨九届政府一致”被当作正当性来源。

但对外部世界而言，这更像一句提醒：这条路线是结构性的，不是某一届政府的偶然。既然如此，中方用法律工具长期化应对，也就更符合现实。

3）对台军售的“最大问题”不是装备清单，而是政治信号。

111亿美元包裹里，从HIMARS到ATACMS、火炮、无人机、反坦克导弹，都是“让台军在陆上与沿岸拒止上更难缠”的组合。

它释放的信号是：华盛顿愿意把台海推向“高烈度预置库存”的方向。中方的反制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信号的外溢成本压回去：让每一次“送信号”都变得更贵、更麻烦、更需要内部协调。

结尾一句：气不气不重要，关键是“成本回来了”。

说到底，这一回合的看点不在“嘴仗谁更硬”，而在于：

• 美方把军售做成“制度流程”，中方就把反制也做成“制度流程”；

• 美方把企业拉进地缘政治交易，中方就把企业也拉进代价结算；

• 美方要“长期一致”，中方就用“长期一致”的方式接招。

接下来真正值得盯的是：这些被点名的公司与高管，在供应链、融资、海外合作、甚至“第三国市场”里，会不会开始出现更明显的合规回避与风险溢价——那才是反制从“象征”走向“有效”的分水岭。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