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八旗、重儒，满清的崛起并非原创，他们抄了别人的作业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满清入关问鼎天下绝对是一件让人想破脑袋都理解不了的事。

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建州女真不过是一关外弱小部落，1645年，八旗铁骑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后，满清政权彻底成为了总人口超过1亿的中华帝国话事人，半个世纪间，满清以一种不可思议速度崛起。

当然，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沧海变桑田的案例不在少数，比如上一个入主中原，并横扫世界的草原游牧民族蒙古。

但相比于蒙古，满清的崛起无疑难度更大，因为蒙古各部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就已经是一个人畜兴盛的游牧民族了，成吉思汗只需将一盘散沙的蒙古各部统一，就能获得足够的骁勇善战的骑兵去与他一同东征西讨。

但在明末，建州女真，甚至所有女真诸部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大的规模，所以清军入关并横扫天下才会给人一种“十几万人征服一亿人”的恐怖既视感。

满清崛起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其过程也绝算不上光彩，甚至其决策失误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但无论如何，它就是完成了地狱难度的边缘崛起。

满清能实现崛起当然与明廷的腐朽有着直接关系，但任何事物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满清自身的视角来看，其能够实现崛起的最主要原因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选择正确。

这几个帮助满清政权从关外小部落蜕变为天下霸主的关键决策包括：

统一诸部，建立八旗和入主中原。

这三个决策在满清崛起的过程中固然是缺一不可，但如果一定要在三个决策中找出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最最重要的决策应该是八旗制度的建立。

因为八旗制度的建立，解决了满清政权的核心痛点：建州女真部人数过少。

正是八旗制度帮助满清政权突破了发展的天花板，才有了后来的席卷天下和稳坐江山，但是八旗制度的设计亦并非满清统治者首创，严格意义上讲，他们是抄了别人的作业。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的势力曾数次威震天下，而其中对历史影响最深远的要数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这里的最后一次当然是满清入关问鼎天下，而那个第一次：则是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

八旗，为什么重要？

对于“八旗制度的建立是满清问鼎天下最关键因素”这个结论，肯定有人有不同意见：满清南下的过程中，投降的汉军参与的战斗数量不在满八旗之下，天下稳定后，满蒙八旗的战斗力更是明显下降，大多数战事的主力都是汉人组成的绿营兵，所以满清最重要的国策应该是招降汉人，而非建立八旗制度。

其实这种说法还可以再扩展一步，满清入关后，不但招降大量汉人军队，还将大量汉人士大夫吸纳进其文官系统，对于汉人地主阶级，也是既团结又斗争。

基于以上事实得出的结论是满清政权能够长期维系的根本原因是建立了与汉人地主、士大夫、军头的联盟。

但这种说法乍一看有道理，但却忽略了重要的问题：任何联盟想要完成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是互有所需，第二是能量对等。

以暴力手段打进中原，然后与当地汉人大族联合，让其代为进行汉地的治理，这是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北齐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方式，其特点是后劲不足，难以长久。

这种统治方式不能长久的原因还在联盟长久维系的两个条件里，汉人大族有地、有钱、有文化，且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在当地维持统治的手段，而胡人政权拥有的是武力，乱世之中武力的重要性很高，所以双方互有所需且能量对等，联合可以进行。

但是这种联合说到底就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强行嫁接，二者依然是以两套模式运行，彼此之间几乎不能流通，随着战事平息，汉人大族手中的经济、文化优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胡人的武力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且胡人的武力水平本身也会随着成为统治者而急速崩溃，这时，他们的命运就只有两种：要么被更狠的其他胡人部族灭掉，要么被不断做大的汉人集团挤走。

少数民族政权要想长期建立统治，一个必须要满足的条件是：具备不断将汉人中的精英吸纳进自己核心圈的能力，而这就需要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核心圈没有太明显的民族壁垒。

说到这里，才算真正说清了八旗制度的建立对于满清政权的最重要意义：八旗制度淡化了民族的界限，而是建立了一种以“旗”来识别身份的利益共同体。

无论是满人、蒙古人还是汉人，只要入了“旗”就相当于进入了核心统治集团，成为了皇帝的“自己人”。

我们认为满清夺取天下这件事不可思议，是因为我们认为的区分身份的方式：满人、汉人，最多不过几十万的满人征服了一亿多人的汉人，这事的确不可思议；但区分身份的方式是：旗人、民人，民人中的精英也有机会进入旗人行列，事情是不是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

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能实现名义上统一诸部，建立起游牧民族大联盟的有很多，但若想入主中原，有一步必须要走：就是将自己国家的性质由部落联盟变成编户齐民组成的帝国。

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将这件事做到极致的，正是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

边缘崛起

鲜卑起源于东胡，东胡为匈奴所灭后，余部分别退保乌桓山河鲜卑山，并逐渐形成了乌桓和鲜卑两族。

匈奴做大后，鲜卑依附于匈奴。

在当时的东亚社会，能够获得最多能量的生产方式无疑是农耕，其次是游牧，再次是渔猎，此时的鲜卑甚至不能称为一个彻底的游牧民族，其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渔猎民族，在匈奴被汉帝国打残后，鲜卑有了向草原腹地发展的机会，同时，由于与汉人的交流增多，鲜卑人也开始学习汉人的技术。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相对容易成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地区汇集了农耕、游牧、渔猎三种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因此变得见多识广。

西晋时期，鲜卑抓住历史机遇成功做大，成为草原霸主，而又恰逢晋朝内乱，周边少数民族皆跃跃欲试准备入主中原。

晋末大乱时期的各北方游牧民族之所以抛弃了传统的“抢一家伙就跑”的游牧民族传统，而拥有了要入主中原的雄心壮志，主要原因是经过几百年的融合，汉人的那一套治理模式他们已经学会，至少他们自己认为已经学会。

但在这里面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你少数民族首领，是靠本民族的部落联盟起家的，即便你首领充分汉化了，理解了中原农耕区的治理模式，但你起家的本钱是以部落联盟形式组织起来的游牧民，你怎么把这些部落游牧民变成传统汉地的编户齐民？就算你使大劲成功让游牧民族变成种地的编户齐民，你要如何去管理这些人？

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找汉人当代理人，“汉人汉管，胡人胡管”，搞两套系统，但这就势必造成你的统治集团内部会存在泾渭分明的两套体系，他们会形成利益集团，并陷入无休止的内斗。

在西晋动乱爆发后，匈奴汉、羯赵等少数民族政权以胡汉二元模式的方式都曾短暂控制了整个北方地区，但统治时间也都不长。

乱世之中，鲜卑人的佼佼者慕容鲜卑率先登场，以战神慕容垂为代表的鲜卑骑兵靠着超高的武力值迅速在河北地区打开局面，但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政权采用的整体上还是与汉人大族联合的胡汉二元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的帝国无法实现彻底的编户齐民，所以也无法把整个帝国攥成一个拳头打击对手，日后资源优势的北齐输给资源劣势的北周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三国时期拓跋鲜卑部首领拓跋力微率部众至云中地区游牧，后以盛乐为中心建立部落联盟，西晋末年拓跋猗卢被西晋朝廷任命为代公，后又进封为代王，代国的雏形至此建立。

熟悉中原王朝治理模式的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后，以盛乐为都见建国，但是这个所谓的国，看看就好，此时的代国整体而言仍是一个以游牧部落联盟。

当时的鲜卑族情况是慕容鲜卑实力强，拓跋鲜卑实力弱，但是历史很多时候都是福祸相依，对于当时的游牧民族来说，本民族实力强可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弱者的馈赠

以仁德之名著称的前秦天王苻坚即将搅动天下大局，无论是实力较强的慕容前燕，还是实力较弱的拓跋代国，都得在有天命加持的苻天王下“天威”下老老实实屈服。

从后来的结果看，前秦的崛起对于相对弱小的拓跋鲜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代国弱小，所以苻坚给出的关注不高，拓跋什翼犍之孙，后来转动历史巨轮的那个天命之子拓跋珪得以留在部族之中，这是弱小给他带来的第一个“馈赠”。

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崩溃，被前秦征服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复国，这场前秦崩塌的复国运动的主旋律仍是慕容垂主导的前燕复国，在前燕复国的初期，主要对手仍是前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拉一个帮手共同对抗前秦无疑是非常聪明的选择，慕容垂选择的帮手正是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拓跋珪。

当然，政治面前无亲情，真正让慕容垂下定决心扶持拓跋珪的原因是代国弱小，即便现在复国日后也得依附于前燕，至少在当时慕容垂是这样想的。

这是拓跋珪因为弱而获得的第二次命运馈赠，这一点与建州女真的弱小让辽东总兵李成梁放松警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当然，即便拿到命运的馈赠，也得自己争气才能成就大业。

时代的馈赠和慕容鲜卑的投资只能帮助少年君主拓跋珪走到复立代国这一步，接下来的路得拓跋珪自己走了。

结束北方百年乱世的拓跋珪的前半生可谓坎坷至极，他尚未出生，父亲就死于内斗，6岁时其国为前秦所灭，在他那个极有能力、极有手腕的母亲的帮助下，拓跋珪的整个童年虽然在各个部落的颠沛流离的度过，但却16岁时借着前秦崩溃的时代机遇坐上了代王之位。

少年多磨难的拓跋珪无疑是一个早熟的人，复立代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国号为魏，他的野心不止是恢复祖父的代国。

建立魏政权后，拓跋珪鼓励农桑，让治下汉人进行生产恢复国力，这样的操作只能算是中规中矩，是有志于在汉地建立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常规操作。

但接下来，拓跋珪玩了一把大的，他准备将依附于自己的乙弗部、匈奴刘卫臣部、独孤部等游牧部落迁徙到农耕区定居，早早就经历了凶险的乱世大逃杀的拓跋珪已经大致懂得了乱世的生存之道：因为自己弱小，所以得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处，而能最高效地集中力量的手段无疑是汉人的编户齐民，这是拓跋第一次尝试去离散诸落。

只是拓跋珪太过年轻，不懂得利益交换，结果就是原本依附于他的各部落纷纷反叛，最凶险时拓跋珪脑袋差点搬家。

帮助拓跋珪稳住局面仍是其舅老爷慕容垂，由于拓跋珪是自己扶持的，其建立的北魏大乱后，慕容垂多次派兵帮助拓跋珪平乱。

前燕铁骑的强大战斗力帮助拓跋珪稳住了局面，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慕容垂的前燕与拓跋珪的北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配合模式：前燕与北魏联合出兵，抢到了牛羊、金银等归前燕，土地归北魏。

靠着舅老爷慕容垂的援助，一幅崭新的画卷呈现在拓跋珪面前，原本名义上臣服于他所建立的魏国的独孤、贺兰、刘氏匈奴等部落在经历过反叛、被剿灭的过程后实力大减，而他们所控制的土地尽入拓跋珪之手。

在农业主导的时代，土地是最最摄人心魄的财富，在草原的风雪中搏命的游牧民族，一旦开始拥有土地变成农耕贵族，就再也回不到草原上的铁血岁月了。

现在拓跋珪终于可以实现他多年前的那个夙愿了，离散诸部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狼子野心的诸部已经在其舅老爷慕容垂的前燕铁骑的打击下势力大损，一方面，拓跋珪手中有大量土地可以作为离散诸部的筹码，随着这个方案的实施，拓跋珪领导的北魏终于要走出游牧民族的诅咒，整个北方也将迎来一个长时间的和平。

代人集团

“离散诸部”对于北魏政权的意义可不仅仅是让游牧民去种地提高粮食产量那么简单，甚至也不局限于把部落游牧民变成编户齐民以方便控制，对于胡人部落起家的北魏政权来说，离散诸部的最重要意义是：

将胡人、汉人的界限打散，将早期参与拓跋珪创业过程的胡、汉精英全部囊括进来，组建一个全新的贵族集团：代人集团。

代人集团的建立，避免了胡汉二元结构带来的不稳定性问题，让拓跋珪的核心统治集团变得稳定。

离散诸部的过程又让魏政权拥有了大量最优质的编户齐民，完成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代人集团的改革过程后，拓跋珪拥有了最高效的国家机器，也是在完成这一切后，他有了勇气，与自己的舅老爷慕容垂翻脸。

“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和“代人集团”的建立，无疑是天才的改革方案，但直觉告诉我们，改革必定有代价，这个代价是原本的部落首领失去对自己原部众的统御成立，变成北魏的国家官员，那么是什么让原本的部落首领甘愿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部众呢？

一方面，由不得他们不放弃，拓跋珪利用自己舅老爷慕容垂的燕军已经把不听话的部落全都收拾一遍了，此时的他们正是最虚弱的时候，根本没有能力与拓跋珪翻脸。

另一方面，拓跋珪给出了非常优厚的交换条件，他们成为了新建国家的最顶级贵族，国家的核心权力只在这个圈层中流通。

随着代人集团的建立，拓跋珪终于拥有了一支高效、完整、囊括胡汉的班底，北魏政权摆脱了胡人政权暴起暴亡的命运，皆拜他所赐。

相比于北魏的代人集团，满清八旗制度更为完备，相比于相对封闭的代人集团，满清八旗贵族的开放性更高，皇帝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将满、蒙、汉等各民族精英编入八旗，可流通的八旗集团帮助满清摆脱了建州女真人数过少的天然劣势，而有了定鼎中原的机会。

任何事都是首创最难，模仿者相对简单，所以不能说满清的统治者比北魏统治者更高明，二者处于历史时代不同。

正如前文所说，历史上所有开天辟地的事都得付出代价，且这种代价往往非常惨痛，拓跋珪有一个强有力的舅老爷帮忙就能让他一点不用承担这样的代价？怎么可能。

为了完成离散诸部的壮举，拓跋珪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这些，要想理解他全部的行为逻辑，就要全面认识一个北魏独有的，格外阴森恐怖的制度：子贵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