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春天,我26岁,是县里纺织厂的技术员,拿着每月210元的铁饭碗,在村里算得上是有出息的年轻人。父母急着给我张罗婚事,经人介绍,让我认识了东庄镇李家的女儿李芳。
李芳24岁,在镇上供销社上班,长得清秀,说话轻声细语,一副温柔贤淑的模样。李家在镇上颇有声望,她父亲李有财是乡镇企业副厂长,家境比我家殷实不少——我家在村里,父亲是村委会主任,虽不算差,但和李家比还是差了一截。
第一次相亲约在镇上的国营饭店,李芳穿一件淡蓝色裙子,满脸害羞的笑容。她爸妈也来了,李有财穿西装皮鞋,李母戴着金耳环,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样子。“建国啊,听说你在县里厂子里上班?”李有财率先开口,眼神里透着精明。
“是的,李叔,在县纺织厂当技术员,刚工作三年多。”我老实回答。“不错不错,铁饭碗,前途有保障!”李有财点点头,满意地看向女儿。整场相亲,李芳话不多,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就赶紧低下头,在我看来,这是女孩子的矜持,反而更让我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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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两家来回走动了几次,每次见到李芳,她都文静乖巧,我的好感越来越深。两个月后,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我们订了婚。“儿子,李家条件好,闺女也好,你得把握住!”母亲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嘱,父亲也在一旁附和:“人家李厂长家能看上咱家,是咱们的福气,这么好的姑娘,镇上多少人抢着要!”
在父母的期望和对李芳的好感下,我同意了这门亲事。可李家提出的8000元彩礼,让我犯了难——这在1994年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我三年的工资。为了凑齐彩礼,我卖掉了省吃俭用买的自行车和录音机,又向厂里的同事借了一笔钱,才勉强凑够。
厂里给我分了一套四十多平米的福利房,虽然简陋,但在那个年代已是难得。我正计划着简单装修,准备婚后入住,李家却又提出了新要求。一天晚上,李有财在他家客厅对我说:“建国啊,我们家老房子有些年头了,想趁着你们结婚前修整一下,让芳芳风风光光出嫁,你看行不?”
我有些犹豫:“李叔,修房子不是小事...”“怎么,舍不得啊?”李母立刻插嘴,“我们把闺女嫁给你,连这点心意都没有?”李有财打圆场:“建国,你看芳芳这么好,总不能从破房子里嫁出去吧?多丢人!”
坐在一旁的李芳低着头,看似不关心,却时不时偷瞄我的反应。“不用你出多少,就帮着出出力,买点材料。”李有财拍着我的肩膀,“你懂技术,这些活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看着未来岳父期待的眼神,想着李芳的体面,我点了点头:“行,我下周请几天假过来帮忙。”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刚给完彩礼,又要帮修房子,婚还没结,钱就一个劲往外流。但转念一想,都是为了和李芳的未来,咬咬牙也就忍了。
七月初,我请了一周假,带着工具和钱来到李家。李家是带院子的砖瓦房,保养得不错,根本看不出急需修缮的地方。李母热情地迎我进屋,喊李芳出来,可她穿着家居服,脸上毫无笑容,冷淡地叫了声“陈建国”——以前她都甜甜的叫“建国哥”,这突如其来的生分让我很意外。
“芳芳,建国专门请假来帮咱家修房子,你这态度像话吗?”李母瞪了她一眼。李芳撇撇嘴:“我又没让他来。”说完就回了屋。李母尴尬地打圆场:“年轻姑娘害羞,你别介意。”我点点头,心里的不快却越发明显。
李有财下班回来,带我看了一圈“需要修缮”的地方:重砌厨房灶台、重新粉刷墙面、铺院子地面、修补屋顶漏点。“材料钱你是男方,肯定要出的。”他说得理所当然。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买了水泥、沙子等材料,花了小半个月工资,又借了铁锹、抹灰刀等工具,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七点,几乎没歇过。
李家人只在一旁指指点点,没人搭手。李有财大多时间在厂里,李母忙着串门,李芳则很少露面,说是去供销社上班了。干到第四天,李有财又不满意了:“这砖太普通,不好看,去县城买些好点的花砖!”我解释这已是镇上最好的,他却沉下脸:“我把闺女嫁给你,连这点钱都舍不得?”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县城买了价格贵一倍的花砖。
原本三四天能干完的活,硬生生拖到了第五天。这期间,我花了近1000元买材料,口袋几乎掏空。第五天晚上,李家安排了“丰盛”的晚餐犒劳我,不过是多了两条红烧鱼和一盘回锅肉。酒过三巡,李有财突然说:“婚后你们住县城,我和你岳母年纪大了,偶尔也去住住?”
我一愣:“李叔,我那房子才四十多平,太小了...”“挤挤就好!”李母插嘴。我注意到,李芳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接着,李母开始列嫁妆清单,李芳突然开口:“我还想要一台收录机!”“收录机可贵了!”李母皱眉。“建国会买给我的,对吧?”李芳看向我,眼神里满是算计。我尴尬地笑了笑,没敢接话。
夜深了,我被安排住在潮湿的偏房,硬邦邦的床铺硌得我腰疼。翻来覆去睡不着,渴了想找点水喝,刚出门就听到后院有说话声。顺着声音走去,看到李芳和她闺蜜王红坐在院子亭子里。
“他还在干活吗?”王红问。“嗯,还在给我家干活,自己掏钱买材料呢。”李芳的声音满是得意,“看他这么老实,结婚后肯定听话。”我如遭雷击,手里的搪瓷杯差点掉在地上。
“你真打算嫁给他?我看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才不喜欢他呢!但他有单位分的房子,还听话,对我爸妈也恭敬。”李芳嗤笑一声。王红又问:“那陈军怎么办?”听到这个名字,我心里一紧——陈军是镇上供销社的营业员,据说很会讨女孩欢心。
李芳压低声音:“别提陈军了,我俩的事还得瞒着。等陈建国把房子修完、彩礼都给了,我就让陈军去县城找工作,慢慢来...”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得浑身发抖。原来,她的温柔贤淑、李家的热情好客,全都是骗局。那些本该引起我警觉的细节——她从不主动联系我、李家只关心我的房子和工作、多次暗示婚后同住——都被我的一厢情愿掩盖了。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天蒙蒙亮,我就收拾好行李,等李家人起床后,平静地说:“我想退婚。”李母的刀停在半空,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李有财脸色一沉:“你当我李家是什么?彩礼都给了,亲戚朋友都知道了,想退婚?门都没有!”
李芳也哭着跑出来:“建国哥,我哪里做得不好?我真的很爱你啊!”她伸手想拉我,我冷冷地避开:“你心里清楚。”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立刻收了眼泪,转身走开。
李有财见我态度坚决,又改口:“退婚可以,彩礼一分不退,你买材料花的钱也全都算了!”“可以,”我点头,“彩礼我不要,但我不会再多付一分钱。”此时,邻居和李家亲戚都赶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劝我,我却置若罔闻,拿起行李就往门外走。李有财挡在门口:“你毁了我闺女的声誉,这事没完!”我冷笑:“您女儿的‘声誉’,您比我清楚。”他一愣,脸上闪过慌乱,最终还是让开了路。
回到家,父母又惊又怒。得知我退了婚,还没要回8000元彩礼,父亲气得直拍桌子:“你疯了吗?那可是三年工资!”“钱没了可以再赚,但和李芳结婚,我这辈子就毁了。”我态度坚决。父母虽埋怨我不懂事,但也知道无法改变,只能唉声叹气。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村里的笑柄,邻居指指点点,同事也大多不理解。我不解释、不辩解,只是默默承受,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半年后,国企改革,纺织厂面临下岗风险,我抓住机会,跳槽到县城边上一家新成立的乡镇企业做技术员。
新厂效益好,工资也高,我踏实肯干,很快得到厂长赏识。在这里,我认识了会计小赵——她干练利落,为人真诚,从不做作。我们因工作熟悉起来,慢慢产生了感情。一次聊天,我把退婚的真相告诉了她,她不仅没嘲笑我,还说:“你做得对,那不是爱情是算计。能及时止损,是勇敢又明智的选择。”
这句话让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一年后,我向小赵求婚,她欣然答应。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邀请了亲近的亲友,却充满了真挚的祝福。婚后,我们相互扶持,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
1997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父母,顺便去镇上买东西,偶遇了李母。她明显老了很多,皱纹更深,身子也佝偻了。得知我问起李芳,她苦笑着倒起了苦水:“她嫁给了陈军,那混蛋结婚两个月就去南方打工,杳无音信,还欠了一屁股债,都是我们还的。芳芳现在只能去砖厂打工糊口,日子紧得很。”
她还说,李有财去年病了一场,厂子不行下了岗,只能靠退休金过日子。得知我在新厂当上科长,还买了新房,她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欲言又止。我轻声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祝你们平安健康。”便转身离开了。
1998年春天,小赵生下了我们的儿子,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后来,我升任厂长助理,收入逐年增加,我们把房子装修一新,添置了新家具。1999年冬天,我们一家三口回老家过年,当年嘲笑我的邻居们,如今都主动过来套近乎,说我当初有眼光、看得长远。
回望1994年的那场退婚,我从未后悔。8000元彩礼虽然可惜,但让我避开了一场充满算计的婚姻,守住了一辈子的幸福。婚姻不是扶贫,更不是妥协,只有双向奔赴的真诚与珍惜,才能走得长远。那些看似吃亏的及时止损,往往是人生最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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