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都城实锤？洛阳挖出中国最早十字路口，考古队做出暖心决定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是距今约3000多年前最早的城市主干道十字路口。

2024年12月，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Ⅲ区新揭开的最后一层路土上，四条南北向、东西向的大道笔直相交，把宫城核心区切分成规整的网格。

航拍镜头里，宫城城墙、城门遗迹、主干道和宫庙基址第一次完整拼合，像一张被岁月揉皱的地图突然拉平，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一个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重要都邑的框架逐渐清晰。

这不是孤例，过去六十年，二里头已经把中国最早头衔拿到手软：目前知道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最早的成熟中轴线宫殿群、最早的规模化青铜礼器作坊、最早的双轮车辙遗迹、最早的规整城市干道网。

但宫城内部十字路口的完整格局迟迟缺位，让宫城布局始终缺了关键一笔。(不过近年陶寺遗址等龙山时代晚期遗存中发现的青铜冶铸痕迹、新砦遗址的早期道路规划，有研究显示相关技术和理念可能有更早的源头)。

如今缺口补齐，有学界观点尝试将文献中反复出现的“斟鄩”相联系，推测这里可能是夏朝最后的王都，但这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证实的假说。

1959年徐旭生依《史记》夏居河南提示踏查洛河沿岸，在偃师二里头村南头发现大面积夯土。

当年试掘，1号宫殿基址露出350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台子，柱洞排列整齐，考古报告写下一句克制的话：与古代宫殿建筑规模相当。

一句话，为探索夏文化拼上第一块实地拼图。
此后，钻探像撒网，把遗址核心现存面积定格在 300 万平方米以上。

2024年古城村遗址发现的夯土墙和壕沟，为寻找二里头都邑的外围防御设施提供关键线索，不过目前未发现连续的城墙遗迹，壕沟的具体功能(如是否兼具交通、排水作用)还需深入研究，都邑宏观格局的最终廓清需更多考古工作证实。

宫城居中，呈规则竖长方形，城墙厚约 2 米，围合 10.8 万平方米，城内主干道构成网格状布局，十字交叉处再铺经长期践踏形成的坚硬路土，车辙印最深达 0.4 米，考古证据表明，木质双轮车在此跑了至少两百年。

2024年这次完整揭露的十字路口，位于宫城核心区域，南北向干道连接南门与北门，东西向干道延伸至宫墙，与周边分区围墙共同作用，将宫殿区、祭祀区、铸铜区、贵族居住区等进行划分，功能分区的整体格局愈发清晰。

与十字大道同步亮相的，还有宫城多处城门遗迹。已发现的城墙门址，门道宽阔，两侧有柱洞，根据遗迹形态，考古工作者推测可复原立有高耸的门楼。

在门塾内侧，一条排水沟紧贴城墙根，石砌沟底至今能流水，暴雨季节仍把雨水迅速排向城外壕沟。

城市防洪系统与道路网同步设计，可见规划者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按一套成熟蓝图一次建成。

十字路口东北角，2号宫殿基址的台阶正对着大道。
这让人联想到2002年在3号宫殿基址一座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著名绿松石龙形器。

长64.5厘米，龙身曲折，龙身中段嵌有带玉舌的铜铃，有研究者指出，这和《诗经》中龙旂阳阳，铃央央的祭祀场景描写相契合。

有学者推测是祭祀仪仗器具，或为象征权力的瑞圭类礼器；
同时也有观点认为，龙形器的蛇形特征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其他龙形遗存共同构成蛇形龙崇拜体系，这被部分学者认为是中原龙山时代龙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对后世商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不过学术界对此有多元解读，部分学者结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多件蛇形龙遗存，认为可能和夏部族图腾崇拜、宗庙祭祀仪仗相关。

同层位还出土一件青铜爵，胎厚仅0.2厘米，三范合铸，经过检测含锡6.13%、铅 1.14% ，合金技术趋于稳定，分析显示和后期商周礼器技术标准有传承关系。

十字路口的 “十字”，因此不只是交通节点，在研究者看来，它更可能是权力中枢的坐标原点。
把镜头拉远，十字大道向外延伸，和外围环壕、城垣、手工业坊区形成“回”字形结构。

环壕宽深，既是防御线，也是物流通道。

南岸的铸铜作坊占地1万余平方米，2024年新增揭露的工棚区内，陶范碎块堆积丰厚，种类繁多，足见当时已经存在分工明确，管理有序的青铜工业生产模式，是迄今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之一。

十字路口向北500米，是绿松石作坊，从废料坑中筛出直径不足1毫米的碎渣，这发现证明，作坊已经能批量化生产镶嵌制品。

大道把原料、工匠、宫殿、祭祀区串成一条高效供应链，王权直接控制高端手工业，成为广域王权最硬的实证。

文献也赶来 “对表”。《史记・吴起列传》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把伊阙当坐标，洛河冲积扇正被圈进 “左河右山” 框架，二里头恰在扇心。《汲冢古文》更直给：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这些后世文献为考古解读提供了参考框架，但并非直接的共时性证据。

从太康到桀，夏后氏据文献记载在此建都超过200年，年代框架与二里头文化主体年代（约公元前 1750 年 — 前 1520 年）存在可比性，但具体对应关系尚在研究中。

不过学术界对 “二重证据法” 的应用存在审慎思考，指出文献记载为考古解读提供参考框架，但非直接证据，“斟鄩” 的对应尚缺乏共时性文字佐证。

十字路口的 “十字”，因此成为探索文献中夏朝与考古学文化对应关系的一个关键坐标。

有人追问：夏朝早期都城在哪？十字大道并不能回答。

但王城岗、瓦店、新砦、陶寺等一系列龙山晚期方城，有研究将禹都阳城、启都阳翟的线索摆到地图：登封王城岗发现城址及出土带“阳城”戳印的战国陶片，禹州瓦店发现大型祭祀坑，襄汾陶寺发现观象台与高等级大墓。

它们像散落的序章，把舞台一步步推向洛河平原。二里头十字路口的确认，为广域王权最终选定 “天下之中” 提供了关键实证，其都城稳定性较早期聚落显著提升。

十字路口西南角，考古队留下一个 1 米见方的土墩暂不发掘，编号 2025TⅢ—1。

领队赵海涛说：留给未来更好的技术，也留给下一个疑问。

也许土墩下压着更惊人的遗存，也许只是一层路土，但十字中轴已把中国早期国家都邑的宏大格局钉牢。

尽管二里头文化与夏商王朝的对应关系，学界仍有持续深入的讨论：例如，有观点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二里头文化四期约为公元前1560— 前1520年)与夏商分界的不同推算，提出二里头文化或主要对应夏朝中晚期，第四期部分时段可能已进入商代纪年。

但未来无论出现什么，都无法再把二里头作为探索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关键核心的地位从历史中挪走。

十字大道仍在，只是车马声远去。

站在十字路口，北面是约3000多年前的宫殿柱洞，南面是绿油油的麦苗地，一条乡间小路刚好压在古代大道之上，村民的三轮车颠过车辙，发出“咯噔”一声，时间和空间在那一刻折叠，数千年前的王权轴线，依旧指向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