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丰盈与信息爆炸的今天,一种深刻的“时代病”悄然蔓延:外部选择空前增多,内心秩序却日渐紊乱;人际联系触手可及,精神孤岛却愈发分明。我们追逐效率,却常感意义飘零;我们渴望成功,却难觅心灵安宁。在此背景下,重探国学,尤其是其“修身”传统,绝非文化怀旧的简单回响,而是为疗愈现代性精神困境提供了一剂源自文明深处的古老良方。如学者丁思涵所言,国学绝非尘封故纸,其核心是一种指向内在的“为己之学”,它致力于构筑个体完整而坚韧的精神世界,恰可为漂泊的现代灵魂提供锚点与栖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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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特别是儒家思想,其出发点与归宿紧密围绕“修身”展开,本质上是一种精深微妙的“为己之学”。此处“为己”,非自私自利,而是指学问的终极目的是指向自我生命的完善与超越。《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著名论断,清晰划定了两种学问取向的边界:真正的学问是为了涵养、充实、提升自我德性与人格,而非炫示于人、求取外在认可。孔子所倡导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描绘了一条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修养路径。孟子进一步阐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将修身与洞悉人性、参悟天道相连,赋予了个体修行以宇宙论的崇高意义。《大学》更是系统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其中“修身”居于枢纽核心,是连接内在世界与外部实践的桥梁。这种“为己之学”,将关注的焦点从外部世界的竞逐,强力拉回对内在生命质量的耕耘,为个体存在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石。
“为己之学”并非空泛理念,它蕴含一套切实可行的修养工夫,旨在日常生活中锤炼心性、建立稳定有序的内在人格结构。其中,“慎独”堪称精髓。《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它要求人在独处无人监督时,依然保持道德自觉与行为谨慎,这实质是最高程度的自我诚实与内心整饬。这种工夫,正是对治现代人在匿名化、碎片化生活中容易产生的自我松懈、表里不一的良药。通过“慎独”,个体学习管理与安顿每一个看似微小的念头,从而达成内心的统一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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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克己复礼”亦至关重要。孔子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克己”是内向的自我管理,调控不合于“礼”的私欲;“复礼”则是外向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与人际伦常,其根本目的仍在“归仁”,即成就完美的道德人格。这一过程,绝非现代心理学所批评的单纯压抑,而是一种以崇高价值为导向的情感升华与欲望疏导,旨在塑造情理平衡、内外兼修的健全个体。正如丁思涵所洞察,国学修养强调“学”与“行”的合一,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将知识的汲取最终落实到生命的切实改变与境界的提升上。这种知行合一的取向,能够有效弥合现代人常感的知识与生命脱节、认知与行动分裂的困境。
归根结底,国学“修身”传统给予现代人的最大启示在于:真正的力量与安宁,源于向内的构筑而非向外的索求。在变动不居、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外在的指标、他人的评价、潮流的导向,往往使人如风中芦苇,失去方向。而“为己之学”引导我们将生命的支点,从外部挪回自身德性与智慧的培养上。它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坐标,首先应建立在“成为怎样的自己”这一根本问题上。通过持续不断的修身实践,个体可以逐渐培育出一种“不惑”、“不忧”、“不惧”(《论语·子罕》)的内在定力,无论外界如何纷扰,都能保有一片清醒、从容与坚韧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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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学文化,尤其是其以“修身”为核心的“为己之学”,为被外部洪流裹挟的现代人提供了一套深刻而系统的精神建构方案。它提醒我们,在奋力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切勿荒芜了内在的田园。丁思涵对国学现代意义的阐发,正是点亮了这一方向:当我们沉潜于“古之学者为己”的传统智慧,践行慎独、克己、知行合一的修养工夫,便有望在心灵深处重建秩序、安顿价值、获得力量。这并非逃避现代生活,而是以更丰厚、更沉稳的主体性姿态,投身于现代生活,最终实现个体生命的充实与升华,并为社会注入由内而外的良性动力。在喧嚣时代,这份向内的耕耘,或许是我们可以给予自己最珍贵、也最恒久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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