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央企：扛起“统一”和“强大”的责任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赵世阔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强大国内市场构成了基础与目标、路径与结果的辩证统一关系。全国统一大市场侧重于制度环境与市场形态的构建，旨在塑造规则一致、监管公平、要素自由流动的高效生态系统。而强大国内市场则是这一系统所要催生的能力体现与发展成果，更强调市场的创新驱动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供需匹配的效率以及在国际竞争中的整体能级问题，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正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战略聚焦与价值升华。

基础设施从物理联通到效能跃升，是筑牢强大国内市场的运行根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物理基础，更是强大国内市场实现效能跃升的关键支撑。国资央企在交通、能源、信息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中承担着重要任务。“十四五”期间，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中央企业贡献了全国约80%的原油、70%的天然气及60%的电力供应。在产业带动层面，其年均逾15万亿元的采购额，直接惠及200万户上下游中小企业，并间接为超过700万户产业链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激活强大国内市场源头活水。要素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体制有效运转不可或缺的制度性前提与根本保障。在能源领域，国资央企正推动通过构建多中心、多层级的能源交易体系，确保资源得以顺畅流动。在技术与数据要素市场，央企通过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据分析中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数据要素流通，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为国资央企提供了创新舞台。2025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城市副中心等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旨在探索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的路径，其深层价值在于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强大国内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锻造强大国内市场内核竞争力。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引领方面，国资央企通过创新攻关“揭榜挂帅”机制，推动在高端制造、先进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加快技术突破。数据显示，2022~2024年，在研发投入上，央企已连续3年维持在万亿元规模以上，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使央企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者和引领者。同时，央企还通过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支持中小企业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

在国际竞争方面，国资央企正努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国家知识产权局《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企业反映专利引进过程中遇到“技术引进难”问题的比例总体为8.4%，并且“数字经济领域企业技术引进难问题相对突出”。国资央企加大在数字技术等战略性领域的自主创新力度，其意义已超越技术突破本身，更是应对风险挑战、捍卫国家产业安全与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必需。我国在空天深海等战略前沿领域实现全面突破，卫星导航、核电技术、新能源与大飞机制造等关键领域亦取得丰硕成果，标志着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了系统性跃升。国资央企正在为强大国内市场锻造最核心、最关键的竞争力——即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且极具创新活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强大”二字最坚实的产业内核。

站在新的发展节点上，国资央企深化改革需要找准方向、选准路径，持续释放发展潜能。一是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增强国有资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控制力和带动力。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健全推进原始创新的制度安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三是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和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激发国有企业内生动力。四是培育国际化经营能力。国资央企需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

贯彻落实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要求，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国资央企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和开放合作，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二是要注重与民营经济的协同发展，通过构建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市场生态，激发和带动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构建遍布上下游、辐射多元领域的庞大产业生态圈。三是国资央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累的国际化经验，可为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国资央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为使命，深刻把握从“统一”到“强大”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使命，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为成功构建强大国内市场、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教授、博士；本文系2022年度校级创新团队项目“公司治理创新团队”（项目编号：2022XJTD0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