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见到降八级的李卓然，说：处分别在意，中央要照顾大家意见

1938年的延安，发生了一件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事。

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的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土屋里，来了一位稀客。

这人推门进去，没有前呼后拥，径直走到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前，握住那个正在埋头审稿的人的手，说了一句话：“卓然同志，受委屈了。”

说话的人是毛泽东。

而被他握住手的那位，几个月前还是统领两万多人的红军西路军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大军区级别的首长。

可这会儿，他的身份是宣传科科长。

从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到管管黑板报、审审稿子的小科长，这一刀砍下去，直接连降了八级。

这要是放在现在，相当于一家上市公司的执行总裁，一夜之间被发配到收发室去看大门。

这种“断崖式”的落差，换一般人估计早就崩溃了，或者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但这人一声没吭，拿着介绍信就来报到了。

他叫李卓然。

很多人翻开现在的党史资料，看到李卓然的名字，也就是个中宣部副部长，觉得平平无奇。

但要是把时间轴拉回到1935年的那个冬天，你就会发现这人的分量有多重。

那是遵义会议，咱们都知道那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那时候李卓然是红五军团的政委，手里握着的是全军的“后卫铁闸”。

会议桌上吵得不可开交，支持谁、反对谁，每一票都关乎红军的脑袋往哪边转。

当时博古、李德那帮人还在那在那硬撑，李卓然没废话，直接把红五军团一路殿后的伤亡数字往桌上一拍，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

这一票，那是带着血腥味的，分量极重。

按理说，李卓然这种“海归派”，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喝了一肚子洋墨水，跟“土派”的毛泽东应该尿不到一个壶里。

可这事儿怪就怪在，李卓然是个另类。

他刚回国那会儿给苏军条例做翻译，毛泽东一看，这小伙子懂理论还不死板，两人居然聊成了知己。

后来毛泽东被排挤、靠边站那几年，别人躲都来不及，李卓然倒是经常拎着几包药、夹着两张旧报纸去看他。

这种雪中送炭的情分，老人家心里是有一本账的。

那既然关系这么铁，还有拥戴之功，咋到了1938年就被撸得这么干净？

这事儿吧，还得说回那个让人心痛的西路军。

长征刚结束，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多名将士奉命西渡黄河，结果在河西走廊被马家军围着打，最后那是真的惨，几乎全军覆没。

1937年，李卓然带着剩下的几百号人，像野人一样从死人堆里爬回了延安。

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是清算。

那时候党内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吵翻了天。

虽然现在咱们都知道那是执行命令的结果，但在当时那种高压气氛下，必须有人出来担责。

作为主要领导之一，李卓然首当其冲。

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中央为了平衡各方意见，必须要处理西路军的领导层。

同为西路军领导的李先念，本来拟定是要降到营级，后来毛泽东看不过去，说了句话，才给调整了一下。

可到了李卓然这儿，是实打实地一撸到底。

这哪是降职啊，这简直就是“打脸”。

但李卓然接到命令的时候，那个反应简直让人害怕。

他没辩解，没提遵义会议那一票，也没提突围路上的九死一生，二话没说，卷起铺盖卷就去了宣传科。

原本指挥千军万马的手，开始拿着红蓝铅笔改错别字。

毛泽东去看他，其实心里是过意不去的。

那句“受委屈了”，那是真话。

这话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我知道处理得重了；第二，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平息众怒，只能先委屈你一下。

李卓然听懂了。

他当时就回了一句：干革命嘛，哪有挑肥拣瘦的，干什么不是干。

这事儿要是放在职场厚黑学里，那就是标准的“背锅侠”。

但在那个年代，这叫“党性”。

李卓然就真的在科长的位置上，兢兢业业干了好几年，把延安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完全看不出一点怨气。

这种“能上能下”的心态，反倒让毛泽东对他更放心了。

后来局势好转，李卓然又一步步走了上来。

抗战时在陕甘宁搞宣传，解放战争去了东北，建国后又回到了宣传口的核心位置。

从一个湖南农村的穷小子，到留洋的才子，从统兵的大将到改稿的科长，最后又成了国家的理论重臣。

这人这一辈子，活得那是相当折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那个曾经在宣传科伏案工作的背影，最后成了那个时代最硬的一块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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