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是怎样提出的？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是怎样提出的?

孙国林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呢?必须通过枪杆子-武装斗争。这一精辟论断的提出,是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弥足珍贵。如同毛泽东的其他思想一样,他对“枪杆子"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认识—初步认识—明确认识的形成过程。

“合法斗争”不言枪

毛泽东初期的革命活动,是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斗争的目的是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取物质福利:减轻沉重的劳动、获得人的尊严、满足一些薪资方面的要求等,并不触及旧政权和旧的社会制度;其斗争方式基本是采用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写标语、喊口号之类。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号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最能代表毛泽东此间的思想。他在该文中说:民众大联合后的行动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为首的温和派。他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强权。这一“温和思想”,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又作为当时的民众行动方针提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当时,青年毛泽东不赞成暴力革命,倡导“无血革命”,目的是避免社会“起大扰乱”。他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毛泽东当时赞同温和的改良派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思想更广、更深些”。这表明,此时他还没有认识到政权和夺权的重要性,当然也没有涉及“枪杆子”问题。

在温和的“呼声革命”思想指导下,毛泽东组织和参与了许多民众的斗争,并取得一定的成功,为劳苦大众争得了一些福利。

到了1920年11月,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12月,他致信蔡和森:不赞成萧子升“温和革命”的观点;而对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批判了他自己曾经信奉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西方民主等思想,逐步认识了在夺取政权斗争中枪杆子的重要性。

渐识“枪杆子”

毛泽东1910年17岁时,第一次目睹了“枪杆子”的厉害。当时,因为灾年粮荒,成群饥民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要求平粜救灾,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初步认识惨案的原因是农民手中没有“枪杆子”。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1917年11月,还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第一次指挥了一场战斗,并凭借真枪的威力,取得了胜利。11月17日,北洋军阀王汝贤溃退长沙,在一师附近徘徊。毛泽东观察后,以学友会总务的名义,将学校手持棍棒的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布防在学校周围的山头,保护学校。但他知道,没有真枪是不行的,便联络当地警察分所,说明计划,希望协同行动。当溃军向北移动时,警察真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威,高喊“交枪没事!”此时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事后全校师生议论:“毛泽东浑身都是胆!”通过这次事件,毛泽东认识到“枪杆子”不可少和它的巨大威力。

研究发现,毛泽东论述武装斗争——枪杆子,始于1923年。这年的11月下旬,毛泽东致信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山党支部,要他们注意:敌人如今已开枪,你们一定要掌握情况,防止敌人袭击。1924年3月,他直接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1926年3月,他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上讲演,指出:“我们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人民的残忍”,“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张给蒋介石一有力回击。5月,毛泽东在他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设军事训练课,军训时间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他还亲自讲课,指出: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要不客气地镇压反革命者。12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力量的问题,即使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

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湘乡考察时,明确对农协负责人说,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收过来,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随后,他又到横山县考察,鼓励农民要以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卷遍全中国。他在岳北农工会所在地调查了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情况,工人纠察队的情况。在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队部,询问纠察大队的人数和枪支等。一路上,他对农民武装情况问得很详细,要求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展农民武装。4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作出三项决议案,其中关于武装问题决议案,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一切地主阶级的武装团体,将其武装——枪杆子交予农民自卫军。中央几个省的军委,应该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

至此,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斗争中清楚认识到人民武装——枪杆子的重要性,一个明确的深刻的军事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30岁之前的毛泽东,根本没有想到打仗,更没有想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华,会在打仗中度过。毛泽东从本质上说是个书生,是知识分子。他一生与书为伴,在书海中畅游,在马背上吟诗,在担架上读书。但他却用枪杆子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65年3月,他在会见叙利亚客人时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大的志愿是当一名记者,其次是做教师。当他成为一个革命家和党的领袖后,还曾多次谈到这两个志愿。晚年毛泽东对此仍念念不忘。当他被迫拿起武器,并成为一个军事家后,连当年世界头号强国、中国人民的敌人美国的总统肯尼迪,案头也放着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想研究毛泽东的军事理论,看看他是怎样指挥打胜仗的。当然,肯尼迪永远不会看明白,因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根本不同。

毛泽东与秋收起义的部分指战员合影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无数革命志士、工农群众被杀害。毛泽东对于枪杆子——武装斗争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5月14日,毛泽东将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武装200余人,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同湖北省警卫二团一营,共赴湖北麻城剿匪,很快将麻城土匪完全清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指挥的革命武装战役,并取得完全胜利。这坚定了他的“枪杆子”理论。

6月中旬,毛泽东召开湖南来武汉请愿的200余名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开会,要他们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山区的人上山,湖滨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24日,毛泽东以新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到湖南各地督导工作。他反复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至此,毛泽东关于枪杆子与政权的关系思想已经明确。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以武装斗争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此后,他对这一思想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言反复强调,坚持宣传。8月18日,毛泽东被派往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筹划秋收暴动。他强调: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要发展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但是,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在8月22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遭到某些常委的质疑,说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夺得政权”与中央纯粹依靠农民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的意见有点不同。但毛泽东坚定不移。秋收起义失败后的9月20日,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讲话说:中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到了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写道:“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在该文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有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枪杆子”实际上是武装斗争的同义语,对于它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加以概括:“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938年8月2日,他对抗大学员讲话说:“枪杆子里面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一切,这是真理。”同年11月,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有了枪确实可以创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创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1939年5月,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讲话中指出:“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

枪杆子如此重要,人民当然应该紧握不放。鉴于历史的教训,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一直战斗下去。”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偏袒国民党,要中共交出军队,交出武器,实行所谓军事“统一”。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我们一兵、一枪、一弹也不交出!

毛泽东还由“枪杆子”延展到“笔杆子”,阐述武装斗争与文化斗争的关系。早在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就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今后我们也要干“文”的,要文武双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讲话说:知识分子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上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么,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还敢来咬一口吗?”1942年5月,毛泽东准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约见许多文艺家,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对文艺家们说:对于文艺我们是外行,你们是拿笔杆子的,要与拿枪杆子的结合起来,就有力量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说:我们有两个司令,两支队伍,一是朱(德)总司令领导的拿枪的人民军队;一支是鲁(迅)总司令领导的拿笔杆子的文化大军,这两支大军应该结合起来。后来正式发表《讲话》时,改为我们有“文武两个战线”:“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毛泽东多次谈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条真理,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道: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讲话时说:“枪是可以杀人的!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是惨重的,牺牲了无数革命志士的生命,是革命遭到失败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继续战斗了。”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宾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了,上山打游击。”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教训,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陈立夫时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在强调“枪杆子”重要的同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是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等等。

从拿枪到不拿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偏僻山沟的农民家庭,但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他们家也与“枪杆子”有了瓜葛。他的父亲毛贻昌原为贫农,因家贫负债被迫当兵多年。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陆续听到父亲讲述过一些零散的军旅故事,但因年幼没有引起他多少反应。1906年13岁时,毛泽东开始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如《水浒传》等书中打仗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但古代打仗时用的是“火枪”、大刀长矛,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战武器。

后来,毛泽东18岁时真的拿起了枪。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22日,长沙发生起义,宣告湖南对清政府独立,毛泽东受到极大鼓舞。月底,他“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便毅然弃学,参加驻长沙的起义军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第一次拿起了枪。他在军营里认真接受军事训练,学习使用枪支,平生第一次学会了瞄准射击,但没有参加过实战。毛泽东在部队待了半年的时间,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协议,南北统一,国内战事渐息,无仗可打了,他便退出军队,又回到学校读书。

毛泽东再一次与枪结缘是1916年23岁时。他读书的湖南一师奉令实施“军国民教育”,组织了学生课外志愿军。全校编为一个营,毛泽东任第一连直属连部上士,除接受军训外,还负责传递上级命令,担任本连一切文牍事务。为了军训,政府发给学校一些枪支,毛泽东参加了持枪军训。但这只能算业余的学生军,不是正规军。

1964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汇报表演时仔细审看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

此后,毛泽东走向革命,逐渐成了一位军事家,但他却坚决不拿枪。萧克将军回忆说:他仅看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拿过一回枪。那时,传说毛泽东被开除党籍,他不能做前委书记了,便改任师长。在红四军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挎着驳壳枪,走到朱德面前,诙谐地说:“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大会一结束,他便将盒子枪交给警卫员,不再拿枪。后来,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陈士榘,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只微型手枪,他十分喜欢,后来决定送给毛泽东。他满以为毛泽东会爱不释手,喜出望外。但毛泽东接在手里看了一眼,便放在一旁,丝毫未表现出欣喜之情,他慢慢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待到我用上它的时候,红军早就完了!”后来人们劝他既然是军事领导人,还是佩带一支枪比较好。他却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毛泽东的这个目标果真实现了。

当然,“不愿意拿枪的军事家”毛泽东,在战事危机的时候还是勇敢地冲锋陷阵的。1929年初,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被国民党刘士毅部追击,濒临绝境。在大柏地战斗中,平时不拿枪的毛泽东,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提枪亲率警卫排向敌人冲锋。身边的警卫排长受伤了,他仍奋不顾身地带兵冲杀。鏖战到第二天下午,终将敌两个团消灭。几年后,被剥夺军权的毛泽东旧地重游,感慨系之,写下《菩萨蛮·大柏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可见,他对此役印象之深刻。

之后,毛泽东几乎不摸枪,而是专注于军事理论的研究和总结,用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武装全党,让党管好枪,指挥枪,形成了系统、完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按规定给毛泽东签发了一个持枪证,编号是“甲字第一号”。持枪证“注意”栏注明:“本区门卫,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遗失,绝不补发。”但实际上并未违背毛泽东的意愿,没有真的给他配枪。所以,这个持枪证的枪证、枪号和子弹等栏目都是空白的。它实际是有名无实,徒有其“证”。

但是,20世纪60年代,声言不拿枪的毛泽东到部队视察时,在战士们面前经常亲自握枪瞄准,做射击状,那姿势像模像样,显得很标准。这大概得益于他青年时代经过半年的军事训练,一个从来没有摸过枪的人,不会做得如此到位。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孙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