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升堂”趋势下，网络维权时也需警惕侵权风险

回顾2025年,网络侵权已从个体行为升级为技术与流量的合谋,其中AI工具的滥用与自媒体“流量至上”的乱象尤为突出。在AI工具的加持下,大量账号使用名人肖像生成视频用于推销卖货,涉及著作权、肖像权、AI合规、技术伦理等多方面问题;而AI技术的低成本与高仿真,让造谣侵权更具迷惑性。在过去一年,人们越来越习惯通过社交媒体维权,希望通过舆论获得更多关注,其中医疗纠纷最为突出。这种做法也带来诸多风险,比如在维权过程中侵犯他人权益、引发网暴伤害他人甚至反噬己身等等。

针对AI工具的滥用,网络平台开始从“被动受理”转向“主动治理”,比如抖音平台采取“类案治理”的思路,一次授权申请即可阻断相同侵权内容,从而大幅降低投诉人的重复投诉成本。有的平台采取“批量举报”功能,覆盖著作权、肖像权、网暴等常见场景,一键提交数10条至数千条内容,时间降至原来的1/10甚至更低,也提高了平台的处置效率。

对于网络维权,如果当事人仅客观陈述自身遭遇、提交真实证据,且未泄露他人隐私、未使用侮辱性语言,这种行为无可厚非。因为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面对纠纷时常规维权途径繁琐、成本高,而网络发布后能快速聚焦社会关注,倒逼责任方回应,一定程度上实现权利救济。但网络维权的弊端也十分明显,一是易引发赛博审判,舆论的强导向性可能先于公权力下结论,干扰司法独立与执法公正;二是若当事人虚构事实、曝光他人未授权的肖像、泄露私密信息,或使用侮辱诽谤性言辞,通过平台煽动公众情绪,对他人进行网暴,则涉嫌违法。

对最近几年的网暴事件观察发现,匿名性让部分人肆意宣泄情绪,流量则将煽动群体对立转化为不当牟利。以往在网暴追责中,单条评论与悲剧结果的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而在2025年宣判的数起网暴案件的判决中都强调了网络暴力的“集聚效应”,哪怕单条评论力量有限,可海量的恶意言论就会形成毁灭性的后果。这种“集聚效应”的适用对所有网络侵权参与者都具有震慑力。任何一次不负责任的转发、任何一句发泄恶意的评论,都可能构成受害人日后追责的根据。

不过回到司法实践,我们发现大多数网络侵权受害者碍于维权成本高还是会选择放弃,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人仍是少数。这也说明,网络侵权的法律治理,事后惩戒和追责虽不可或缺,但并不是最优选择。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如果他们能更早学会什么是“恶意攻击”;如果他们被网络侵权时有人告诉他们“被攻击不是你的错”;如果他们更有隐私意识,平台提供更多的“一键保护”……有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正基于此,我们更应注重行为的预防治理,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心理引导及隐私保护。这绝非仅针对未成年人的专属课程,而是面向全体网民的必修课。学校与家庭应把网络公民教育融入日常,不仅教未成年人辨别侵权风险,更要培养他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与恪守边界的意识;成年人更需从我做起,摒弃“匿名即免责”的侥幸心理,在发声前多一分审慎。平台则要扛起引导责任,避免极化的流量倾斜,更可借助首页公示、案例解读等形式,清晰界定侮辱谩骂与合理质疑的边界。

这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有很多失语的群体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其中必然充斥着噪音与不当,但我们需要耐心去学习和规范。当理性沟通取代恶意攻击成为网络常态,技术与流量才能真正成为传递温暖的纽带。

文/陈碧,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