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利剑下的“腐败链”

2025年12月26日，湖南省纪委监委的一则通报划破株洲政坛的平静：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建勇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所涉财物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此时，距离其老下属、芦淞区委原常委刘正午被查已过去八个月。

从区委书记与常委副区长的“黄金搭档”，到相继落马的“腐败链”，二人在芦淞区构建的权力关联与利益链条，成为中央巡视期间湖南查处上下级关联腐败的典型样本，更折射出基层“一把手”监督缺失与权力异化的深层隐患。
权力交集 从主政一方到利益捆绑
王建勇的仕途生涯与株洲紧密相连。1968年出生的他，从基层民警起步，凭借三十年深耕本地的资历，逐步攀升至区县核心领导岗位。2010年，王建勇调任芦淞区常务副区长，自此开启了长达11年的芦淞任职史——从区长到区委书记，他全程主导了芦淞区航空、服饰两大支柱产业的发展布局，手握项目审批、土地出让、招商引资的绝对话语权，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一把手”。2022年，他升任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看似走上更高平台，实则其腐败根基早已在芦淞区的权力土壤中深植。
刘正午的崛起，则完全依附于王建勇的主政轨迹。2020年6月，刘正午调任芦淞区副区长时，正值王建勇担任区委书记、全力推进产业升级的关键期。彼时芦淞区作为中南地区最大的服饰产业集群所在地，大批重点项目集中落地，招商引资活动密集开展，刘正午迅速被王建勇委以重任，分管工业、招商、园区建设等核心领域，成为推动区委决策落地的“关键抓手”。2021年7月，在王建勇的统筹安排下，刘正午晋升芦淞区委常委并继续兼任副区长，职权范围进一步扩大，二人形成了“书记定方向、常委抓落实”的紧密工作格局。
这种上下级关系，在一次次具体工作中逐渐演变为利益捆绑。
2020年8月，王建勇亲自率队赴长三角开展服饰产业精准招商，这场关乎芦淞区产业升级的关键行动，刘正午全程随行参与，从企业对接、政策谈判到合作签约，全程深度介入。在杭州举行的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上，二人共同推介芦淞服饰产业优势，敲定株洲意法时尚中心、枫桥杭派服饰产业园等重磅项目，最终促成33个原创服饰品牌签约入驻。表面上的招商引资成果，实则成为二人权力寻租的起点——企业入驻的资质审核、政策扶持的力度把控、园区建设的工程承揽，都成为他们日后交换利益的筹码。
在王建勇主政芦淞期间，这样的权力交集贯穿始终。无论是航空产业园的征拆建设、白关服饰产业园的规划落地，还是湘江芦淞段生态治理、城乡统筹发展等重点工作，刘正午始终作为直接分管领导，不折不扣地执行王建勇的决策部署。这种“一把手”定调、下属执行的工作模式，既为芦淞区发展提供了执行力保障，也为权力滥用留下了空间。随着合作日益紧密，二人的关系从纯粹的工作配合，逐渐延伸到私人交往与利益输送，形成了“上级授意、下级操作、利益共享”的腐败链条。
巡视破局 下属落马引发的连锁反应
2025年4月15日，中央第三巡视组进驻湖南，明确聚焦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重点核查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方面的举报线索，受理信访截止至6月23日。这场巡视风暴，成为打破王建勇与刘正午腐败联盟的关键契机。巡视组进驻仅14天后，4月29日，株洲市纪委监委率先通报刘正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正午的落马，迅速引发连锁反应。纪检监察机关在核查中发现，其任职期间的多项违规操作均与王建勇存在关联——从服饰产业招商中的政策倾斜，到园区建设中的工程分包，再到企业扶持资金的违规拨付，背后都有王建勇的默许或授意。作为直接上级，王建勇对刘正午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仅知情不报，更借机谋取私利，二人在多个项目中相互勾结，形成了典型的“窝案”特征。
面对巡视利剑的强大震慑和下属被查的连锁压力，王建勇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2025年6月19日，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王建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且其系“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接受审查调查。此时的主动投案，早已不是幡然悔悟，而是在证据逐渐清晰、难逃纪法严惩下的无奈之举。
审查调查结果最终证实，王建勇在得知刘正午被查后，曾与他人串供、伪造证据，试图对抗组织审查，其“主动交代”不过是最后的挣扎。
随着调查深入，王建勇的违纪违法事实被逐一查清：政治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组织上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廉洁上底线全面失守；不仅长期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更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借产业招商、项目审批等便利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这些行为大多发生在其担任芦淞区委书记期间，与刘正午的工作交集高度重合，印证了二人利益捆绑的深度关联。
案后反思 基层“一把手”监督的破局之道
王建勇与刘正午案件并非孤例。纵观株洲近年反腐历程，类似的上下级关联腐败时有发生：曾任株洲县委书记的龙国华，在离任前突击提拔百余干部，半数贿金来自下属；攸县原县委书记谭润洪利用职权为企业谋利，收受行贿人折合人民币2238万余元；荷塘区委原书记顾峰在工程项目承揽中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巨额贿赂。这些案件与王建勇案有着共同特征：“一把手”利用权力主导利益分配，下属依附上级职权谋取私利，形成纵向串联的腐败链条。
案件暴露出的基层权力监督漏洞令人警醒。王建勇在芦淞区担任“一把手”期间，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刘正午的职务晋升、职权分配均由其主导，使得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而非正常的工作配合。正如专家指出的，“在一个地区，若无人能有效监督‘一把手’，其用人权、决策权过大，就容易滋生靠权力寻租的腐败”。这种监督缺失，正是王建勇与刘正午能够长期勾结、肆意妄为的根本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株洲市近年来已在探索破解基层监督难题的路径。针对国企、区县等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特点，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建立大数据监督平台，将大额资金支付数据接入系统全面过筛；通过专项巡察、提级巡察等方式，紧盯工程项目、招商引资等腐败高发领域；在案件查处后，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单位排查廉政风险点、完善制度漏洞。王建勇案查处后，株洲市委迅速召开常委会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引以为戒，深入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正是对这一治理思路的延续。
王建勇被“双开”，再次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无论是身居高位的“一把手”，还是依附上级的下属，只要触碰纪法红线，终将受到严惩。
随着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巡视利剑的常态化高悬，基层“一把手”的权力将被进一步关进制度的笼子，上下级关联腐败的生存空间将被彻底挤压。这场发生在株洲的反腐风暴，不仅是对违纪违法者的严惩，更是对基层政治生态的净化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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