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蹩脚英语却公派留学，这些中国学者的硬核出征重启国运

47年前的今天（1978年12月26日），经过非常匆忙的选拔考试后，52位平均年龄41岁的中国学者，说着史上最蹩脚的英语公派到美国留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九次留学潮。这批中年人不仅要赶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前抵达美国，见证建交的历史时刻，更肩负着挽救中国人才断层，重启国运的重任。把中国最聪明的人一批批地派到生活水平远远优越于中国的美国，做出这一决定需要非凡的勇气，就连美国人都感到吃惊。如今回望历史，我们已经清晰可知，47年前的今天开启的这次留学潮让中国受益深远。一部留学史，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史。

下文经授权摘自中国留学史专著《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姚蜀平著）。本书作者基于数十年留学史研究之积淀和对历年研究留学史著作的涉猎，辅以对彭桓武、王淦昌、杨振宁、丁肇中、林家翘、吴健雄等众多留学前辈的访谈，对包括19世纪留美幼童在内的留学前辈之后人的访谈，以及对留学史迹的考察等而成书。作者以作家的笔触生动地把握住历史的细节，又以科学史家的严谨风格剖析着历史的真相，钩沉了众多珍贵史料，描摹了众多生动的、鲜为人知的事例。但此书并未囿于纪事，而是独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展示了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之路。

《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8）

撰文 | 姚蜀平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一个座谈会上，听取了负责科技的方毅副总理、蒋南翔等人汇报后，明确表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派三千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

是年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在人民大会堂与方毅为首的中方代表团谈判系列问题。上午谈判时，这位博士还提及互派留学生一事，而中方没有响应，让这位博士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午会谈快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要讨论最后一项——1979年想先派500名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这本是美方一直等待的，现在竟然从中国负责人口中提出来，可是来得太突然，让与会的美方人员都感到吃惊。

普雷斯博士困惑地发问：“谁出钱？”

方毅立即回答：“费用由中方来付。”

3天后的7月10日，邓小平会见了普雷斯博士，他对这位美国总统顾问明确表示，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要派人到美国学习。那天凌晨，大洋彼岸的白宫，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一个非比寻常的越洋电话。他的第一反应是——肯定发生了危机！不是的，电话来自自己的科学顾问，正在中国访问的普雷斯博士。他致歉说半夜给总统打电话，是因为碰到了一个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我正在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卡特总统回答：“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教育部闻风而动，7月11日提出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计划在1978年选拔5000-6000名留学生，当年派出3000人。留学生分三类：大学生（占60%—70%）、进修生（占15%—20%）和研究生（占15%—20%），其中学自然科学的占85%。不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康寿万先生提出异议，认为在美国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内可以培养20个，国内大学水平并不比国外差，没必要送本科生赴美留学，这个意见被计划制定者认真考虑，调整为1978年派遣计划中本科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每年都只占十分之一左右。

8月，国务院批准了该报告；随之全国性的考选又一次出现，这不禁让人想起七十年前的1909年的首次庚款考选。下面我们把两次具有开创性的不同时代出国留学生考选做一比较。

两次出国留学生考试情况比较

从上面两次相隔70年的全国选拔留学生考试比较中可以看出，70年来，我们的教育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即使我们可以责怪这是时代大背景所造成的，但毕竟这是事实！1978年，在降低了要求条件下，仍然没有选拔出预期派送的3000人名额（当时录取了4273人，但因许多人外语水平不够，被留下补习外语）。当初对于出国人员的派遣尚在摸索中，对派遣本科生的要求逐渐降低，而对派出人员的政治要求，也落实到“四脚落地”的现实中，即“立场坚定，业务优良，外语合格，身体健康”。面对有人担心出国人员不归的顾虑，邓小平说道（大意）：你们不要怕派出去，回不来。派出去一千个人，跑一百个人，还有九百个人嘛，不过才跑十分之一嘛，怕什么呢，不要怕。

8月21日，邓小平的指示传达到教育部、外交部、国家科委及驻外使馆。

10月17日-22日，以周培源为团长的代表团访美，就中美互换留学生进行具体会谈。这是自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布后派出的第一个访美学术教育代表团。

我们回顾历史可知，最大量派遣留学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苏联及东欧国家派出，1956年曾经有过2000人出国的纪录；可是这次要派出近3000人的留学队伍，确实是中国空前的壮举。它也反映出当时形势之迫切，以及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国家落后和为了现代化建设，必须采取急起直追的行动。

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和邓小平当年的对话，谈及中国派留学生到美国，鉴于那个时代两国生活水平相距甚远，布热津斯基惊讶于邓的决策——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

布热津斯基问：“你们准备派多少留学生？”

邓小平反问：“你们能接收多少？中国没有限制！”曾经担任邓小平及多位领导翻译的张维为透露：“据说邓小平在内部说过，十分之一的人回来就是胜利。”

1978年丁肇中第二次访华，在邓小平接见这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时，丁肇中表示他在德国汉堡的实验室可以培养十个中国科学工作者。邓小平听后不仅对这个项目表示允诺，还说了句关键的话——“各行各业都可以派留学生。”1978年，一个十人小组奔赴汉堡丁肇中实验室，这十人多是中年优秀物理学家，他们是问路之石，随后掀起了波涛汹涌的第九次留学潮。

鉴于中美建交定于1979年1月，邓小平要求，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此之前必须抵达美国，于是教育部急忙在这批已经通过考试的留学人员中选拔出50人。不再去查三代、看出身了，只看英文如何！当时甚至有人被送进考场，只知要考英语，为什么考试都不知道。由于时间紧迫，最终只好在小范围内——在重点院校及中国科学院挑选出50人。适逢周培源的两个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获美国大学资助，也欲赴美；他们2人便和这50人一起办理体检、政审、签证等一系列出国手续，故此次赴美人数实为52人。美国驻华一等秘书唐占晞给美国驻华联络处签证官打了招呼——“这些人没有问题，你放心！”——潜台词是“你放行！”他在一旁听到了美国官员与这些前来办签证的准留学生的对话：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你要去哪个学校？）

“Chemistry.”（化学。）

“Oh， 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你打算到美国研究

什么？）

“Born in 1933.”（我 1933 年出生。）

“OK， very good!”（好了，很好！）

52人全部拿到了签证，尽管他们的英语当时就是那个水平，这也怪不了他们，多数人是早年在中学时学过英语，有些基础，但30年来没有任何机会接触英文；他们阅读能力也许尚可，但是会话实在没有条件允许他们达到更高水平。这是为何到了美国后，驻美联络处把他们分别送到美利坚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先学了三个月英语，再奔赴本该去的院校——还记得首批庚款生赴美后，那时是先被送到私立中学学英语后才进到各个大学吗？历史惊人地相似。

1978年12月26日，52人从北京出发，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1岁——最小者32岁，最大者49岁。那时没有直航通美国，他们从北京经过巴基斯坦和巴黎，然后向纽约飞去。我们不禁联想起106年前的1872年，30个穿着一色丝质长袍马褂、脑后拖着一根长辫的十多岁少年，乘坐老式海轮，惊恐不安地横跨太平洋抵达旧金山。而今52个穿着一式定制的黑色银枪呢大衣、一色黑西服和一样黑皮鞋的中年人，忐忑地横跨欧亚两大陆及大西洋，乘坐新式飞机来到美国。他们忐忑不安，不是因为明轮船那两个飞旋的轮子掀起滔天巨浪，而是因为他们奔赴的目的地，是他们成长的30年里，一直在批判的头号敌人——“美帝”。更“可怕”的是，当他们抵达中途站巴黎时，从中国驻法使馆获知，纽约机场有大批等候要采访他们的各个电台、报社的记者。二十世纪初出封闭大门的首批出洋留学者，在纽约机场大厅里，在几十个西方记者的镁光灯下，他们的代表认真地念了在飞机上匆匆拟好的稿子。第二天《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同时登载了中国留学者来到美国的报道。有心人发现，106年前的1872年9月15日，《纽约时报》曾经有过一个类似的报道，那是关于首批30名中国公派留美幼童抵达旧金山的消息；如今同是《纽约时报》，报道的来者乃是52个从中国前来留学的中年人。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12月27日凌晨抵达华盛顿，就是为了赶上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52位首批赴美留学者，作为中美正式建交的见证人，分批分别参加了在安德鲁机场迎接邓小平抵达美国的仪式，以及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典礼。我们同样不会忘记，70年前的1908年12月28日，中国驻美特使唐绍仪邀请当时在美学习的一百多位中国留学生，来到白宫的蓝室，见证了罗斯福总统签署了退还庚款协议书。罗斯福总统当时和每个中国留学生握手，顾维钧代表学生致答词，后来他本人也成了中国驻美大使。两次开启留学新途，两次美国首脑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让人们感到历史就是如此周而复始。我们只盼它不要重复地循环，而是螺旋式地上升。

我们注意到，在1978年中美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刻，中国当年就选拔了4000多名预备留学者，但是除部分人经短期培训直接出国外，大部分留在国内补习外语。在1978-1979年实际出国的近3000名留学者中，仍然以美国为主要目的地——700人。那是因为当年十月，以北大校长周培源为首的中国教育代表团正在美国访问，他们代表中方与美方达成了“口头谅解”，明确美方1978年至1979年将接受中方500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及访问学者），中方接受60名美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该项口头谅解终化作正式协议。自此之后，中国派遣赴美留学生工作步入正轨，且规模逐年扩大。

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无论赴美参观访问的中国各行各业代表团，还是早期的访问学者和研究生们，在这个时期，受到的来自遍及美国各大城市的美籍华裔学者及华侨的关心和帮助，是实为可贵且难以言尽的。

本文原题《第九次留学潮之门初启》，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姚蜀平，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先后在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工作。1980年自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入科学院院部政研室(后为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开始从事科学史、留学史以及现代化问题研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文化中心协作研究员。著有《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上海教育出版社）、《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研究工作之余从事小说写作，是《李四光》电影剧本的原创作者，参与电视系列片《共和国之恋》的编剧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似水流年》《他从东方来》，中篇小说《魂归故里》《枫树参天》等。2011年获全球第一届华文文学星云奖历史小说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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