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宾大教授：当育儿方式成为阶层隐形剧本，竞争的真正起跑线在哪？

文 | Edu指南，访谈 | 何沛宽，作者 | 杨定一 罗博文

是什么真正影响小孩一生中的机遇，竞争真正的起跑线究竟划在哪里？

社会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其经典研究《不平等的童年》中，给出了答案。其研究剥开了家庭生活表层，指出社会阶层如何通过一套无形却强大的“文化逻辑”，在日复一日的育儿实践中，塑造小孩截然不同的人生剧本与生存技能。

最近Edu指南和拉鲁教授就上述议题进行一次对话中。拉鲁教授提出其研究中，中产家庭的“协同培养”与工薪家庭的“自然成长”这两种核心模式。其表示，它们远非简单的“严”与“松”之分，而是根植于父母自身对世界的体验、对未来的预期，并与整个教育制度的潜在规则紧密相连。中产家庭像项目经理般规划孩子的课余时间，用密集的对话开发其思辨与协商能力；而工薪家庭则更倾向于提供温暖庇护与自由玩耍的空间，将专业教育的责任托付给学校。

尽管在拉鲁教授看来，这两种方式本无绝对优劣，都蕴含着对子女深切的爱与期望。但问题在于，学校乃至更广阔的社会赛场，其游戏规则往往默认并奖赏前者。从语言习惯到时间管理，从与机构的互动方式到对“成功”的预设，“协同培养”所培育的文化资本，让孩子在制度化轨道上“如鱼得水”。这导致了一种隐蔽的再生产：优势在精心安排的课外活动中代际传递，而另一套源自生活实践的宝贵技能——如独立性、务实精神和亲属协作——则在主流评价体系中遭到低估。

本次对话，拉鲁教授不仅展示不同阶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也触及现代父母普遍的焦虑源头。其表示，无论是担心阶层下滑的中产，还是盼望子女跃升的工人家庭，都被卷入一场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但拉鲁教授提醒我们，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每个家庭仍保有自身的能动性。无论是为工人家庭孩子寻找“文化向导”，还是建议中产家庭学会拒绝过度安排、回归关系的深度，其核心都在于呼吁我们超越对单一成功路径的迷恋，重新发现不同童年形态的内在价值，并思考如何建立一个能更公平识别与容纳多元能力的社会。这不仅是育儿的选择，更是关于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的追问。

以下是Edu指南对话拉鲁教授全文（含删减），enjoy：

两种世界观，两套育儿逻辑

Edu指南：作为社会学家，你的研究指出，父母地位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无形但强大的影响。回到最初，是什么促使你研究社会阶层差异，并选择童年生活作为研究视角的？

拉鲁：我的父母都是学校老师。我原本可能也会成为一名教师，但当我大学毕业时，婴儿潮正在消退，教师岗位稀缺。于是我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后来决定攻读研究生学位。当时，社会阶层、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孩子人生机遇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但其中的机制并不清晰。我很想弄清楚学校和家庭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的第一本书《家庭优势》研究家校关系。我发现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但在如何支持学校方面，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却截然不同。完成那项研究后，我仍然不确定父母为何会形成这些不同的行为模式，于是决定深入研究家庭本身。

Edu指南：你的研究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很多共鸣。来自工薪家庭的读者，他们读你的书后，终于理解了自己在融入大学和社会时的那些微妙不适感——为什么有些人天生感觉“如鱼得水”，而自己总感到格格不入。同样，来自优势背景的读者，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拥有许多从未察觉的“特权”。 正如你在书中多次强调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培养孩子，其中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拉鲁：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在育儿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我将其概括为 “协同培养” 和 “自然成长”。

中产阶层父母通常将孩子视为一个需要精心培育的“项目”。他们的话语中充满这样的表述：“我不希望他成为莫扎特，但我希望他会弹钢琴，也希望他做运动。”他们在自己的专业工作中看到了终身学习、激情和个人成长的可能性，因此他们以类似的“协同”方式培养孩子——像园丁一样，精心规划、不断干预、提供丰富的养分和环境。

相比之下，许多工人阶层父母（通常只有高中学历，从事蓝领工作）对成年生活的体验截然不同。他们的工作往往单调乏味、报酬有限，生活资源稀缺。在他们看来，成年生活是一项艰辛的“苦差事”，因此他们希望保护孩子，让童年成为一段可以快乐、放松、尽情玩耍的时光。他们相信，只要提供食物、住所和衣物等基本保障，孩子就会像植物一样“自然成长”。他们将教育的专业责任更多地委托给学校，认为“老师比我更懂教育”。

Edu指南：这两种育儿方式有优劣之分吗？

拉鲁：不。实际上我认为没有。如果我们回顾育儿观念史，会发现关于“正确”方式的观点一直在变化。从婴儿喂养时间表到体罚观念，专业建议在一百五十年间反复更迭。因此，很难说哪一种在本质上“更好”。只要孩子的需求在爱中得到满足，两种方式都有其价值。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学校体系的设计和标准，天然更契合“协同培养”的逻辑。学校对于什么是“好学生”、“好家长”有一套相对狭隘且往往未被言明的观念。中产阶层父母与学校的互动方式——主动沟通、参与活动、以提问引导孩子思考——恰好符合这套隐藏的规则。这不是因为他们更爱孩子，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习惯与制度期待产生了共振。

不平等的游戏场：从语言到日常活动的结构性差异

Edu指南：你在书中还着重提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使用模式，中产阶层家庭、工人阶层家庭，他们典型的语言模式是怎样的？

拉鲁：嗯嗯，中产阶层家庭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在中产阶层家庭，他们的对话如同乒乓球般来回穿梭。我观察过一个家庭，男孩说：“某某拥有一家广播电台。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广播电台呢？”母亲回应：“我们知道怎么运营广播电台吗？”她用问题回应问题，旨在培养孩子的推理能力。这类家庭中充满了讨论、协商和解释。

而在工人阶层家庭，交流往往更直接、更少。典型的互动是：“别闹了。”“安静。”“别那么做。”指令明确，但缺乏扩展性讨论。

著名的“三千万词汇差距”研究（哈特与里斯利，1995年）量化了这种差异：到孩子3岁时，专业中产家庭的孩子比工薪家庭的孩子多听到约三千万个单词。这种语言环境上的鸿沟，直接影响了孩子入学后的阅读能力和学业表现，而学校教育的核心正是围绕读写能力展开的。

Edu指南：在日常活动安排上呢，他们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拉鲁：他们的时间组织和家庭关系优先级也截然不同。中产阶层家庭的生活围绕着孩子的“有组织活动”（课外班、体育训练、音乐课）精密运转。这些活动常与扩展家庭（祖辈、叔舅）的聚会冲突，而前者通常被置于优先地位。工人阶层家庭则更依赖紧密的亲属网络，孩子有更多无结构的自由玩耍时间，与亲戚的相处被视为重要且自然的事。

优势与代价：重新审视两种童年

Edu指南：就职业以及其他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这些差异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

拉鲁：在我跟踪的研究对象中，10岁的中产阶层孩子看起来“老成”得多。在学校音乐会上，他们表现得体、略显无聊，仿佛已经历过无数次类似场合。而同龄的工薪阶层孩子则兴奋雀跃，向父母挥手，毫不掩饰地享受当下。

然而，到了20岁左右，情况完全颠倒。中产阶层的年轻人显得“年轻”——他们工作经验不足，对开启职业生涯充满憧憬但缺乏实际历练，在生活自理和独立决策上往往依赖父母。甚至有大学生给我写信问：“我开会需要带笔吗？”这种高度的依赖性令人惊讶。

反观工薪阶层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14、15岁就开始工作，可能早已在分担家庭账单、支付车贷，甚至养育自己的孩子。他们早已体验到成年的责任和压力，显得疲惫而“老成”。

这种逆转揭示了两种成长路径的本质：一种在童年被加速（充斥着成人规划的活动），却在成年初期被延后（依赖期延长）；另一种在童年被允许缓慢生长（自由玩耍），却在经济压力下被迫过早踏入成人世界。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成年初显期”延长现象，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层的生活模式。

Edu指南：总体来看，哪种背景的孩子长大后“表现更好”？

拉鲁：这个问题本身需要解构。在符合制度化标准（如升学、进入名校）方面，中产阶层孩子无疑更具优势。他们的成长经历就是一场针对学校和社会成功指标的长期彩排。

但这并不意味着工薪阶层孩子“能力不足”。他们往往拥有中产阶层孩子缺乏的实用技能：理财、家务、照顾弟妹、在有限资源下解决问题、以及与亲属协作的能力。他们更早发展出独立性和务实精神。

中产阶层教养模式在制造学业优势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代价：高度的日程化导致孩子精疲力竭、自主规划能力的欠缺、以及对成人指导的过度依赖。我曾听说一个母亲在公园里对孩子喊：“快点，蒂米，你的自由时间要迟到了！”当“自由”都需要被排入日程表时，某种本质的东西已经消失了。

疫情期间的研究（如埃琳娜·范·斯蒂的工作）清晰揭示了阶层差异：工薪阶层出身的年轻人往往表现出更强的适应力和自主性，而中产阶层年轻人则更频繁地向父母寻求指导和帮助。

在既定结构中寻找可能性

Edu指南：当今社会的主流叙事，强调个人才能和努力是成功的关键。在你看来，家庭背景、社会结构和个人因素，哪个更重要？

拉鲁：社会世界极其复杂，很难简单归因。但我们可以思考：如果一个工薪阶层家庭突然中彩票获得巨额财富，他们会立刻改变育儿方式吗？很可能不会。他们的文化习俗——我称之为“阶层的文化设定”——与经济地位相互交织，但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改变需要时间，往往是一代人的过程。

教育选拔制度的设计，极大地影响了不平等如何被复制或缓解。在中国等许多国家，标准化的高考制度，至少在理论上为所有孩子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基于考试的上升通道。而在美国，大学录取采用“综合评价”，考察成绩、课外活动、推荐信、个人品质等。这套系统看似全面，实则对熟悉游戏规则、拥有资源进行“包装”的家庭极为有利。当中产阶层父母可以购买昂贵的升学咨询、安排有影响力的实习、支持孩子从事耗时的“精英”课外活动（如马术、海外义工）时，竞争的天平早已倾斜。

Edu指南：无论是中产阶层还是工薪阶层的父母，他们为孩子所做的一切，除了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和更快乐地成长之外，你认为他们以特定方式培养的更根本原因是，是对社会地位和财富面子的焦虑吗？这种焦虑驱使他们的孩子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参加很多活动。

拉鲁：父母，无论属于哪个阶层，都深陷于时代性焦虑之中。全球产业链转移让制造业岗位消失，住房和教育成本飙升，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中产阶层父母担心孩子无法维持现有地位；工人阶层父母担忧孩子的前景可能比他们更黯淡。

这种焦虑催生了围绕教育的竞争，但也让我们忽视了更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例如，美国联邦最低工资自2009年以来未变，未能跟上通货膨胀，而赠与税的免征额度却与通胀挂钩。政策细节中的魔鬼，实实在在地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Edu指南：对于工薪阶层的家庭和孩子，你有什么建议？

拉鲁：首先，让孩子孩子阅读。这是几乎所有研究都支持的对认知发展有益的做法，且成本极低。

对于资源有限的家庭，寻找一位“文化向导”至关重要。这可能是邻居、亲戚、老师或社区中的长辈——一个比你更了解教育系统“游戏规则”的人。他们可以在关键节点提供建议：该申请哪所学校？该优先考虑什么？他们能帮助解读那些隐形的规范。每个人都需要A计划（梦想）和B计划（现实），一个好的向导能帮助你在两者间智慧地航行。

Edu指南：对于中产的家庭和孩子呢？

拉鲁：对于疲于奔命的中产阶层父母，我的建议是：学会拒绝。孩子的生命很长，他们不需要在童年就完成所有事。建立有意义的家庭仪式——如周五的游戏之夜、周日的家庭散步——比多报一个兴趣班更能提供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的深度往往比活动的广度更重要。有人曾担心送孩子去湖边小屋度假会错过一个高端科学营，但和表亲建立牢固纽带的价值，是任何夏令营都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