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父亲陶铸，陶斯亮说：他主政广东15年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

1951年深秋，华北平已透出寒意，西长安街灯火通明。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周恩来递给陶铸一份任命电报，语气简短：“南方局势复杂，你去一趟广东。”这一刻，陶铸并未预料到自己将在岭南停留整整十五年，更没想到多年以后，女儿会用“三七开”来概括这段漫长的履历。

从履新那天算起，陶铸面前有三件燃眉之急：土改、治匪、恢复生产。华南先前由叶剑英坐镇，政策偏稳健；而来自湖南的陶铸以雷厉风行著称，北京看重的正是这种“快刀”。他到广州仅一周，就驱车直下珠江三角洲，穿梭于乡镇村落。他对随行人员说过一句话，“不能让革命在广东打折扣。”这句近乎军令的表态，开启了土改的加速键。

速度带来代价。广东华侨众多，家族经济与田土结构呈网状交织，稍不谨慎便会“错杀”。基层干部缺乏对侨汇经济的理解，简单套用内地模板，激化了紧张情绪，出现华侨弃产南逃的尴尬场景。“我外婆家一夜之间贴上‘地主’封条”，多年后港澳报纸仍引用这一细节批评当年的粗暴。陶铸在1953年春的省农会讲话中承认“审查不细”，算得上第一笔“过”。

然而同一时间，治匪局面迅速改观。粤北、桂东山头多股土匪盘踞，沿海走私枭龙勾连境外势力，广东税源与治安皆受影响。陶铸将行军打仗那一套照搬到剿匪，采取“政工干部下乡包片、地方武装配合解放军机动突击”的组合拳。三个月内清剿六千余人，湛江港航线得以重启。港口重新嘈杂，外贸货轮排队靠泊，省财政收入随之回升。华南海关旧档案记载：1954年比1951年海关进出口税收增长近三倍。这是七分功里的重要一项。

1957年春，百废待兴的广东迎来一次工业布局调整。陶铸提出“依托珠江口，工农并驱”的构想，优先抢修广茂铁路、扩建石龙火车站。基础设施瓶颈被撬开后，纺织、糖业、造纸相继落地，广州工业产值在五年计划末期翻了两番。失业工人重新进厂，城市烟囱升起白雾，老广坊间戏称“陶老总把工厂搬来了”。此举奠定了广东后来“轻工王国”的雏形，功劳簿再添一笔。

可“功”与“过”往往纠缠。1958年的“大跃进”风潮席卷全国，亩产万斤的口号像热浪压下来。岭南土壤肥沃，既能早稻又产晚稻，地方干部对“高指标”虚实难辨。陶铸在中山纪念堂点名表扬了东莞“千斤田”，随后各县报表扶摇直上。没多久，仓库存粮与账面数据差距暴露，人民公社食堂缺粮，饥饿阴影浮现。省里紧急讨论退虚火，陶铸拍板“砍指标、先保民”。虽然及时刹车，但浮夸带来的损失已不可逆，这被视作第二笔“过”。

1962年前后，中央酝酿经济调整。有人提议把广东贸易口岸对外开放度再放宽，以外销弥补内需不足。陶铸抓住契机，协调海关、侨办、外贸部三方，恢复侨汇兑换渠道，引进港澳机械设备，为轻工企业添了一双“外向型”翅膀。统计显示，1964年广东轻工品出口创汇首次破亿美元，成为国家调汇的重要来源。当年新华社内参用“雪中送炭”评价华南出口，对外经贸史料把这段经历列为广东开放传统的源头之一。显然，这又是一笔“功”。

进入特殊年代，政治斗争波谲云诡。1964年，广东省委内展开“反地方保护主义”运动，几位在本土长大的老干部被集中点名。陶铸认为“防止骄矜自满”，于是强势透支干部信任，一些抵触意见被定性“右倾”。冯白驹、古大存等人遭批评，从政名誉蒙尘。“这么多年一起浴血的同志，难道今日就成了‘地方主义’？”有人私下低声抱怨，这句话后来流传省直机关。第三笔“过”由此形成。事后平反虽为时已晚，却证明了当初定性失当。

七分功三分过，究竟如何衡量？广东省委档案馆一份1965年的内部调查报告给出线索：全省工业产值比1950年增长四点五倍，公路里程翻两番，人口外流趋势被遏制。然而，同期因土改、浮夸和整风受到不公待遇者亦不在少数。数字会说话，数字背后也有人心悲喜。陶斯亮晚年回忆父亲时，说了这样一句：“他性急，想把所有难题一次解决，结果难免用力过猛。”一句评价，点明了陶铸治政的锋利与瑕疵。

1972年初，陶铸病逝。噩耗传到广州，许多老工人自发在厂区降半旗。有人议论他的得失，不一而足。评价一名革命家的历史地位，本就不能只看颂词或失误。广东在他手里完成了由战乱到重建的蜕变，也留下了若干教训。女儿的“三七开”并非潦草，而是对那段复杂岁月的冷静提炼。久久思量，这或许已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