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暗流涌动的“列强”博弈：中国币制差点加盟英镑集团？（下篇）

文│吴景平

前篇回顾：

英国精心布局，试图将中国的货币命运牢牢绑定在英镑之上。然而，这场看似顺利的金融“接管”计划，却在中途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力——美国悄然出手，日本强势搅局，一场围绕中国币制改革的多方暗战悄然打响。

英国对中国颁布币制令的态度

03

蒋介石

国民政府原来打算获得巨额外汇之后再宣布币制改革，然而，美国虽然表示愿以从华购买白银的形式提供美元外汇，但有关的谈判尚在进行之中；英国曾就贷款条件与中方进行谈判，但多次拖宕犹豫，节外生枝。另一方面，货币金融局势的日趋动荡，迫使国民竞当局不能再等待了。宋子文曾这样谈到：

……至十月中旬，外汇之投机益炽，至十一月二日，汇率复跌百分之十七，同时标金竟由九百涨至一千一百六十元，投机与恐慌之风，弥漫金融市场，整个金融组织，为之动摇，于是十一月四日，财政部乃有新货币政策之宣布。

……至十月中旬，外汇之投机益炽，至十一月二日，汇率复跌百分之十七，同时标金竟由九百涨至一千一百六十元，投机与恐慌之风，弥漫金融市场，整个金融组织，为之动摇，于是十一月四日，财政部乃有新货币政策之宣布。

国民政府决定宣布币制改革之际，把有关内容告知英国方面，希能获得谅解与支持。10月29日，孔祥熙便把中国币制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告知李滋罗斯：将在几天内宣布方案，将统一纸币发行、集中储备、停止兑现。而其他西方国家只是到了11月2日才获悉这一决定。同日，宋子文向李滋罗斯谈到，几乎可以肯定将在11月4日宣布币制改革方案。李滋罗斯这时对英国当局批准对华贷款仍抱一丝希望，所以劝阻孔祥熙再缓几日。李滋罗斯认为，从政治角度看，中国政府独自采取行动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确定任何新的货币本位和有充分的保证之前宣布方案，就会完全损害整个方案。李滋罗斯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必须先确定以英镑作为新币制的基础，获得足够的外汇储备（从英国获得贷款、向美国售银），然后再宣布币制改革，因此中国方面应继续等待。到了11月1日，宋子文又访晤了李滋罗斯与贾德干，向他们谈到：中国将宣布白银国有，所有持银者将被要求用现银兑换政府银行的纸币即法币。指出，这将立即适用于中国的银行，并要求李滋罗斯和英国当局对在华银行施加影响，接受中方的要求。中国将提高银出口税，以使各银行不能从出口银元中获利，因此，交出银元是符合外商的利益的。宋还谈到他已向美国方面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如果美国与英国银行接受，那么除日本之外的其他外商银行可能都会同意合作。次日，宋子文再次告知李滋罗斯与贾德干，中国将在11月4日宣布纸币不可兑现、提高银出口税、白银国有。宋非常急于知道英国是否同意白银国有这一条运用于英国在华银行。宋还说，中国将把英镑基础一事告知美国政府，但不能肯定是否将通知日本。

天津汇丰银行大楼旧影

在白银国有问题上，国民党当局要求英国银行和其他外商银行予以配合的实际上是两点，一是停止支付现银，二是各行将所存的白银与中国政府银行兑换法币。第一点是为了使白银退出货币流通，第二点既是为了巩固第一点，又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敛集国内现银，用以出口换取外汇。英国方面对这两点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对第一点即停止以现银支付存款和其他开支，英方予以及时的合作。当时，国民政府颁行的法令，对在华外商银行并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对那些白银专项存款或债券，外商银行仍有支付现银的义务。11月1日（伦敦时间），英国财政部与伦敦各有关银行商议，希望他们接受中国方面的要求，并致电李滋罗斯，要他鼓励在华银行这样做。第二天，英国外交部给贾德干打去一份特急电报：“使英国银行能较易接受中国政府的方案并足以使他们免受要求支付现银的合适办法，就是根据1925年内阁法令中关于中国的第209条制订一项国王救令，以使中国的法律对英国有关方面具有必要的约束力，并且包括任何必要的相应措施。”电报命令贾德干立即起草敕令。11月3日，外交部再次急电贾德干，强调指出：

1、目前采取的紧急措施，“只限于将英国银行从以白银兑换纸币或支付存款的义务中解脱出来”；

2、不同意以贾德干的个人名义直接“向银行发布无法律效力的命令”，而应“通过国王效令”，授权贾德干与李滋罗斯、使馆英国律师商议确定敕令的起草与公布；

3、英商银行“献出储存之银、消除合同中的白银条项等，须待以后再处理”。

根据英国当局的指示，贾德干与李滋罗斯（当时英方律师不在上海）于11月3日拟出了国王敕令。这一敕令同英国外交部意见的区别在于：外交部只提到了英商银行，而敕令则推广到所有在华英人士及具有法人资格的一切经济实体；另外根据汇丰银行与麦加利银行的意见，敕令采取了“禁止支付”白银的词句，而不是仅仅把各银行从支付义务中解脱出来。这就使敕令更接近于中国币制改革令的相应条文。11月4日，贾德干发布了名为《1935年禁付现银规例》的英国国王敕令，规定：“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之债务者，应以违法论，得处以三个月以内之监禁，或连带苦工，或处以五十镑以下之罚金或处以监禁及罚金”，“使中国政府之纸币，为公私义务之法币”，“英商银行，因此皆可有权不付出任何白银”。

英国对于中国币制改革令中的有关条文，采用了公布对其侨民及具有法人资格的银行、商团有法律效力的敕令的形式，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这就使国民政府在禁止白银流通方面，绕过了治外法权的障碍，获得了英籍人士、银行、商团等将率先遵守的保证。加上中国首先公布了法币与英镑的比价（1元法币=1先令2.5便士），英国又屡次就中国的财政金融问题与美、日等国交换过意见，希望这两国参加对华财政援助，这就使包括美、日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及国内各界人士，都认为币制改革是中英长期协商谋划的结果，两国币制业已相联，中国加入了英镑集团。

中、中、交、农四行所发行的法币

应当指出，停止支付白银、使白银退出中国的流通，这本身是符合英商银行利益的。事实上，自1935年4月国民党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以来，英商银行已停止用现银支付一般债务了。在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之后，如果不采取上述国王敕令的措施，英商银行很可能面临挤兑白银的局面，特别是那些白银专项存款和债务的支付。李滋罗斯就曾认为，要以现银来满足这些承付款项，“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在向中国政府银行交出存银、兑换法币的问题上，尽管英国当局曾持同意的态度，但在几家重要的英商银行的拖诿之下，以及日本侵略势力在华北干扰推行币制改革，英方在同意交出存银兑换法币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周折。

11月1日，李滋罗斯在上海与汇丰银行的代表商议时，汇丰银行便提出，要在其他外商银行（至少是美国银行）同意献银后，英国银行才能交出现银，并提出需同有利银行商议。同日，英国财政部在伦敦同各大银行的代表商议时，各行也提出，必须除日本之外的其他银行同时交出白银。汇丰银行的代表甚至提出，他们应被获准免税从上海再出口一定数量的白银，因为这批白银是早些时候根据他们可以有权免税再出口的保证，而从香港运往上海的。英商银行主要担心新纸币逐渐贬值，国民党政府无法维持汇率的稳定。币制改革初，包括英商在内的外国银行一度争相买入外汇，就是这种担心的佐证。在英商银行持消极态度的情况下，11月3日英国当局决定对这一问题暂不作出最后解决。所以，在11月4日的英王敕令中回避了这一问题。在11月7日的在沪外国银行联席会议上，英商麦加利、大英、有利等银行曾提议交出存银兑换法币，但在其他外商银行的反对下，会议未取得一致意见。而在会议之后，英商银行向李滋罗斯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保证不给予其他银行更优惠的待遇，英国银行愿意交出银元以兑换法币。在11月11日的外商银行联席会议上，日本银行表示拒绝在任何条件下交银，法国方面也持反对态度，美国方面则愿意交银，但要求某种补偿，荷兰银行持观望的立场。在此情况下，英国银行未发表意见，他们担心：如果其他外商银行保留其白银或者得到补偿的话，要说服英国持银者交出现银是困难的。对于英商银行在交银问题上的动摇犹豫，李滋罗斯担心这会进一步影响到英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作用。他于11月13日致电英国当局：因果断发布英王敕令而产生的良好印象，如果不能继之以献银，就会受到削弱；英国银行率先献银后，美国、荷兰等国的银行就会效行，这将增强对中国币制改革的信心。李滋罗斯并且尖锐地指出：在交银问题上的争论，正是英国当局拖延作出决定所酿成的；英国政府不能鼓励在华英商银行拖宕交银，应该作出决定并向各银行宣布。收到这份电报后，英国财政部本来准备同意李滋罗斯的建议，但在外交部的强烈反对之下，决定仍取观望立场。

英商麦加利银行旧影

英国外交部主要是从华北局势的动荡来考虑的。当时，日本侵略势力加紧推行华北“自治”运动，阻挠平津地区现银南运，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采取妥协办法，同意在天津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分会，平津各银行钱庄所存现银就地封存。为此，英国外交大臣霍尔（S . Hoare）于11月26日致电李滋罗斯：“在要求英国银行遵守中国的法令、交出他们的白银储备之前，希望能得到中国人自己遵守该法令的程度的可靠情况”；“如果最终发现英国银行交出了他们的白银储备、但中国或其他外国银行没有同样做，那是非常不幸的”，因此决定把交出白银储备的问题推迟，“直到局势更加明朗化”。

李滋罗斯则于11月23日赴天津、北平等地直接考察推行币制改革的情况，并及时向英国当局汇报，希望能尽快作出交银的决定。在12月1日的电报中，李滋罗斯谈到：币制改革已有效地施行，在南京政府所控制的区域里，所有中国银行都已经交出或正在交出存银；在天津，达3000万盎司的银行存银已被封存，处于货币发行准备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不威胁要加以阻止，也许已运往上海了；他批评了汇丰银行以清偿中国的商业债务作为交银条件的做法，认为不能鼓励英商银行的过分要求；并指出：“从政治角度来看，我认为没有理由继续拖延交银”，“英国银行的交银可使孔（祥熙）继续推行这一改革。”

孔祥熙

至12月下旬，情况有了进一步变化。孔祥熙向各外商银行提出，交出60%的现银和40%的证券担保，便可换得100%的纸币。此后，欧美银行的态度趋向积极：法国、荷兰银行开始交银；美国花旗银行等也表示，如果英方再拖延下去，美国银行将单独行动。英商银行当中，麦加利、有利、大英等行表示随时准备交银，但由于汇丰银行的态度不明朗，影响了英方的交银。在此情况下，英国当局决定在华银行向国民政府银行交出白银、兑换法币。12月31日，继霍尔之后担任外交大臣的艾登（R. A. Eden）电告李滋罗斯：“已通知伦敦的四大银行（即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银行——译注），英国政府认为现在是他们交出现银的时候了”，并授权李滋罗斯向在华英商银行、特别是汇丰银行宣布英国政府的决定；同时指示李滋罗斯在交银问题上应向中国政府交涉，“应尽可能地支持各银行为得到最优惠待遇所提出的何一般性要求”。1月8日，李滋罗斯向上海汇丰银行经理亨奇曼转达了英国政府的决定，促他在交银问题上应速与其他英商银行保持一致。1月7日，亨奇曼正式同意向国民政府银行交出存银。当时国民政府与外商银行达成的协议是：外商银行的存银除了以十足照额向中国领取法币外，并以66%的部分存入中央银行，年息6厘，2年为期；中央银行也以相等数额的款项存入外商银行，但年息仅为1厘。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向外商银行提供了5%的交银补贴。当时上海除日商银行之外，其他外商银行约交银2600万元，存入中央银行约1700万元，两年之内中国就要无偿支付息金170万元。

必须指出，英国在这个时候同意交出现银兑换法币，固然对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但也是为形势发展所迫。这是因为，第一，国民政府自宣布币制改革后，除了继续征收7.75%的银出口税之外，已将同时征收的平衡税提高到57.25%；第二，自12月中旬起，世界市场白银价格突然猛跌，伦敦由最高价每盎司29.25便士跌到20.875便士，纽约由每盎司65.375美分降至49.75美分，孟买由每盎司65罗比减为53罗比。这样，在华外商银行运银出口已无利可得了。加上中国本土自施行币制改革后，现银已基本上退出流通领域，银元所须具备的货币的基本职能已经丧失，而各银行的日常支付承兑业务又需要大量的为各方面所接受的货币，这种货币当时只能是国民政府银行所发的法币。

中国币制最终没有加入英镑集团

04

宋子文会见罗斯福

1935年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时是否将法币与英镑相联？是否加入过英镑集团？应当看到，当时中国放弃银本位，既是形势使然，又是国民党方面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决定。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主要金本位国家（包括英镑集团与美元集团）相继结束了金本位，采用货币贬值的政策来增加外贸竞争力；加上世界市场银价上涨，中国已无法继续保持银本位，而且采用金本位或金银复本位同样属于下策。然而，中国又必须确立新币制的基础。这一基础，当时普遍的看法，就是选择将本国货币与某一合适的外国货币相联，即“在世界货币中间，在国际政局所容许的条件之下，选择一种比较适当的货币，跟它结成一定的联系，同时再靠借款和‘精神的援助’使币值得到相当的稳定”。但是采取这样的汇兑本位或外汇本位纸币制度，仅仅“宣布”与某一外币相联，实际上是不可能保持其汇率的稳定的，关键是要获得大批的外汇储备。国民党当局考虑选择与英镑相联，不仅因为由此而来的稳定的汇价将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伦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又能为保持储备和募集信贷提供极大便利，还因为与美国“不介入”态度相比，从英国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作为英国方面，当初确实企图把中国拉入英镑集团，其目的，一是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金融市场的控制权，二是为了通过掌握中国的币制进而控制其他财政金融事务，推动英国的对华贸易，恢复英国在华的鼎盛地位，并与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抗衡。为此，李滋罗斯在中国与孔祥熙、宋子文等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英国当时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美国购银、英国贷款来帮助中国确立英镑本位；两国共同努力以获得日本的合作"。国民政府答应采用英镑本位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英国必须提供巨额贷款。但是，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宣布币制改革前夕，由于英国担心日本的反对而拖宕了对华贷款，中英双方并没有达成两国币制相联的协议（包括“君子协定”），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规定：“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1月4日，三行对英镑的汇价是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此后一直到1937年6月，这一比价一直保持着稳定，上下浮动不超过0.2便士。但是，不能仅仅以法币与英镑的这种联系，便认为法币已加入英镑集团。这是因为，法币与英镑的这种联系，只是国民政府单方面采取的技术性措施，只是两种币制的外在联系，并不具有契约或法令上的约束力，正如当时日本、比利时将其币制与英镑保持密切联系但并未加入英镑集团一样。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加入英镑集团的成员国，不仅其货币必须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对其他通货的汇价须按英镑对美元的汇价来确定，还须把其大部分外汇准备金储存于伦敦，供国际结算之用。这些，是英国当局原先谋划、国民政府准备接受的，但最终未能如期实现。

日本进军华北

币制改革令颁布后，英国本来仍有机会把中国拉入英镑集团。然而，由于英国在贷款问题上的继续拖宕，这一计划便逐渐变得不可能了。11月13日，在北平的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柯文（D. J. Cowan）告英国当局：麦加利银行的福克纳（Faulkner）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派往平津的代表程锡庚处得知，日本军队正在迫使河北、察哈尔、山东等省当局宣告实行自治，英国外交部立即考虑到这对于中国币制改革的影响，要求驻华大使贾德干进一步提供情况，11月19日，贾干向英国当局报告了由宋子文提供的华北局势：日本的一个步兵师和一支机械化部队已开到华北，局势十分紧张；华北自治意味着这一地区与南京政府只保持形式上的联系，海关会遭分裂，收入会被劫持。英国外交部与财政部经过磋商，认为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引起与日本发生危机的行动”，对于贷款，“目前我们不能作出任何最终的决定”。11月25日，外交部电告贾德干与李滋罗斯：“我们认为继续保持谨慎是必须的，不能由于任何不成熟的行动而面临与日本发生危机。如果日本公开反对贷款并威胁要攫取一部分海关收入，而贷款正是以海关收入为担保的，那么从财政的角度出发，财政大臣将认为批准发行贷款并在伦敦报价是不适当的”。而在12月21日的电文中，英国外交部与财政部则已明确表示暂时停止考虑对华贷款，甚至不惜放弃原来中国方面已经答应作出的让步：“我们认为，目前无论如何应把贷款方案搁置起来，尽管我们知道这会使中国不大可能承认已经确定的条件。”“这相应而来的便是：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和银行顾问的问题也可能被搁置一边了。”由于英方未能提供贷款，中英财政金融的会谈，逐渐都对中国采取英镑本位、加入英镑集团的话题避而不谈了。另一方面，美国趁中国急需外汇储备而英国未能提供大笔贷款的时机，通过进一步操纵世界市场银价，插手中国货币与外汇事务，这也是中国币制最终未采用英镑本位、加入英镑集团的重要原因。

中国实行币制改革之前，美国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事务持不直接介入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1935年2月初，孔祥熙曾致电美国国务卿赫尔（C. HuII），提出由美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和同样数额的一笔信贷，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中国币制将与美元相联。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并请示了罗斯福总统后，于2月底给中国的答复仍是含糊其词，实际上是拒绝了这一要求。6月7日英国通知美国李滋罗斯即将赴华，希望美国相应派遣一名财政专家赴华，一个星期后美方答复“需要继续考虑”而予以拒绝。7月，蒋介石通过美国财政部驻华观察员、金陵大学美籍经济学教授卜凯（J. L. Buck）再次向美国当局表示：中国将放弃银本位，需要在美国的帮助下，准备将其币制与美元相联。但这一要求仍受到美国的冷遇。

民国时期上海花旗银行大楼

11月4日中国在未同美国方面商量的情况下颁行了币制改革方案，并首先公布了法币与英镑的比价，加上当时盛传中英之间已达成巨额借款，这使美国方面甚为恼火。推行白银政策竟导致中国投向英镑集团，这是美国未曾料到的。10月28日，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向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 Morgenthau）提出，希望美国从中国购银1亿盎司。11月2日，双方拟出的有待进一步商谈的五项条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中国币制将与何种外币相联的问题。然而，中国宣布币制改革之后，美国的态度立趋强硬，在11月6日与施肇基进行购银谈判时，摩根索坚持要以中国货币与美元相联为先决条件，并表示美国不会考虑单独对华贷款。在中国拒绝与美元相联后，会谈一度处于僵局。此后，由于美国国务院反对中美币制相联，以及美国担心中国公开抛售白银而引起世界市场银价下跌，因而在施肇基作出中国币制不与任何外币相联的允诺之后，于11月13日双方达成购银5000万盎司的协定，但是中国须将购银所得美元外汇存于纽约的美国银行内，并由美方参与监督其使用。此外，美国于12月初突然宣布改变购银程序，即不再从伦敦市场大批购银，改为直接从产银国购入，从而引起世界市场银价骤然下跌，甚至使12月10日伦敦市场虽抛银1800万至2000万盎司，但因无人问津而未曾挂牌。美国这一措施不仅是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挑战，也是再次向中国发出不得与英镑相联的警告。

民国时期的上海

1936年，美国再度利用中国不得不向美出售白银的机会，压国民政府明确宣布不与英镑相联。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时公布汇率为1元法币等于1先令2.5便士，这同前五年的平均汇率1先令2.470便士相去无远；但公布的相应美元汇率为29.750美分、日元汇率为1.03元，而与前五年的平均汇率26.690美分及0.7954日元相比，等于是中方实行了针对性贬值。在美方看来，这不仅给对华贸易带来不利影响，而且表明中英币制有了内在联系。事实上，当时中国公布的法币同美元、日元的汇率，也只是从英美、英日的套汇率计算的。1936年初英美套汇曾两次变动，国民政府也相应两次变更对美元的汇率：这年2月3日起美汇转疲，中央银行便从4日起把美汇牌价由29.75美分提到30.25美分；2月13日美汇转劲，中央银行便把美汇挂价降为30美分。在此期间，法币对英镑汇率始终为1先令2.5便士。这样，美国方面更加以为中国币制已与英镑相联。这年4月起国民政府代表陈光甫在美国进行售银谈判，摩根索便以法币与英镑的比价保持稳定、而与美元的比价却有变动为由，指责国民政府实际上仍将法币与英镑相联。陈光甫不得不表示，将采取技术措施改变外界的这一印象。这次会谈达成的《中美白银协定》规定美国从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另外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中国以5000万盎司白银作抵；中国的售银收入同样必须存放于纽约，其用途受美方监督。同时，孔祥熙发表的《维护法币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币制“仍保持其独立地位，而不受任何国家币制变动之牵制”。在法币与英镑、美元的汇率方面，国民政府采取了兼顾、平衡的策略，其办法是不改变英汇、美汇的挂牌，但根据情况变动买价与卖价的幅度。这样，在美国的介入下，中英币制之间已无法进一步发生内在的联系了。因此，如果说币制改革前夕英国错过了把中国拉入英镑集团的最好机会的话，那么随着币制改革后英国在贷款问题上的继续拖宕，这种可能性日益减少；随着美国利用购银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到1936年5月的《中美白银协定》的签署，中国最终已不可能加入英镑集团了。同年7月李滋罗斯回到伦敦后，对于中国币制未能最终采取英镑本位制的问题，曾向英国政府作了如下的解释：“中国政府十一月四日的公告没有把中国货币与任何外币相联，仅仅说要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中国政府曾打算把中国货币确定地钉住英镑，他们与我们都认为这是中国货币最适宜系缚的币制。但是，在没有任何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能够售出大量现银。由于美国是唯一的购银者，他们感到不能通过将其货币与英镑固定相联而处于激怒美国的险境。”，“他们保持着中间立场，在美元与英镑之间观望”，“中国政府的打算是将其币制与英镑相联而不是美元，但是他们可能不时地钉在美元后面，如果它有时比英镑更疲弱的话。”这也可以说明，英国没有向中国提供贷款而美国乘机大批从华购银，是当时中国币制未能与英镑固定相联，中国最终没有加入英镑集团的重要原因。

英国是最早介入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在币制改革方案的酝酿阶段和宣布初期，英国的态度最为积极，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最大：英国拟订了改革方案并派遣高级财政专家李滋罗斯赴华，这对于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推出统一的新币制，提供了有利的时机，起了促进与支持的作用；英国方面率先宣布在华停止支付现银，在华英商银行对于交出存银兑换法币虽有过反复，但不久仍予遵行，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推行币制改革的有关措施；加上英国为争取美国与日本支持中国币制改革，进行了大量的（其中不少是公开的）外交活动，这一切，又明显造成了英国在大力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印象，有利于建立新币制的信誉。英国在对华贷款问题上的拖宕，则为美国插手中国币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此后，在争夺中国财政金融控制权的角逐中，美国逐渐占了上风，与国民政府的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开始超过英国。另外，以币制改革为标志，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明显出现了摆脱日本、倒向英美的趋势。与此相应，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也由妥协退让转趋强硬。这样，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与英美在华利益、势力范围及其远东政策的冲突，便逐渐加剧和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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