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根首发] 徐泓 | 燕南园65号：芮沐、周佩仪夫妇持续一生的“法兰西浪漫”

文 | 徐泓

芮沐先生一家两次住进燕南园。

第一次是1958年至1976年，与侯仁之先生家合住61号小楼，芮家住楼下，从东边的门出入。

第二次是1987年，北京大学落实政策，将基本腾空了的65号小楼分配给他一家居住。经济法学泰斗芮沐先生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24年。

一

1958年夏天，一辆马车拉着一车家具，缓缓进到久无人住的61号院子东边。住在斜对角56号的周如苹，周培源先生最小的女儿，一个十岁多点儿的小女孩满怀好奇地张望。她看到从车上走下来一个女孩，怀抱着一只小白猫，向她笑了笑。随后不久，一位长得很帅的男子骑着自行车过来，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眶，有点像外国人，很神气的样子。周如苹在回忆文章说：“后来我知道他就是芮伯伯。而那个小女孩叫芮晋洛，是芮伯伯的女儿“”。不久她就和芮晋洛分在北大附小三年级同一个学习小组，“自此成为无话不说、相互信任的挚友，友谊持续至今。”

我注意到周如苹对芮沐的第一印象就是“长得很帅”。翻阅了大量纪念文章，发现“帅”，是对他相貌、举止、气质用的最多的一个词。2011年3月20日芮沐先生因病去世，享年103岁。北大新闻网评论区里瞬间白花朵朵，有一个留言被推上置顶：

天呀，芮沐去世了，刚在北大主页上看到。法学泰斗，燕南园又一个压阵的老人驾鹤西去。芮沐先生年轻时帅的令人震惊，当然，100多岁时仍然很帅”。

年轻的芮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俊朗洋气，眉宇间蕴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

芮沐1908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商人家庭。父母重视教育，将他从小就送进 “洋学堂”，先后在英租界的“马克密林中学”、法国教会学校“圣芳记”读书。又在震旦大学学习四年，获得了文学学士。震旦大学受法国政府资助，被视为“在华之法国大学”，讲授法语、拉丁语（宗教学）、数学。在震旦大学就读期间，芮沐极为用功，据他的七弟芮正皋回忆，家中的拉鲁斯法文字典“被芮沐翻阅得几成了碎纸”。

1930年夏，芮沐从震旦大学以第一名毕业，因法语好，免试进入巴黎大学，在修读硕士、博士期间，他改变了专业方向，自此毕生从事法学与法律研究。他于1933年取得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成绩“优良”。同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跟随弗里费·冯·希佩尔教授（Fritz von Hippel）攻读博士学位。1935年，芮沐完成博士论文《论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关系》，以前瞻性的眼光探讨了实证法与自然法相统一的可能性，获得“最高荣誉”。当50年以后，芮沐重返母校，接受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金博士”荣誉，当年的博士论文影印本码放了高高的两摞，作为送给他的礼物。

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这是我们前辈当年不二的选择。1935年芮沐于国难深重之际回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重回学界，一心教书育人。1938年曾短暂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后因在课上批评国民党遭特务密报被勒令解职；1939年，芮沐转任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又因其进步的政治立场受到排挤，于1941年再次被迫离职。

1941年，芮沐前往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任教，翻开了人生的新页。那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他到校的第二年，西南联大教师的生活水平降到冰点。但统计资料显示，校中同人不但更动较少，且教职员工有增无减，1942年、1943年成为西南联大史上教授最多的时候。精通多门外国语、拥有法国、德国高含金量学位的芮沐，正是此时加盟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是由学贯中西的三代知识分子组成：第一代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为代表的五十多岁的学者；第二代以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为代表的四十多岁的中年精英；第三代则是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为代表的三十多岁的“少壮派”。在一百七十九名教授副教授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海归学者。全盛时期的西南联大共开出一千六百多门课程。

芮沐显然属于费孝通、钱钟书为代表的少壮派。他先后讲授债权法、物权法等多门课程，深受欢迎。尤其他的语言天赋，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赋宁教授曾说：“在西南联大谁都知道芮沐教授，他讲课时而引德文，时而引法文，时而引英文，语言功底非同一般。”

芮沐与费孝通深厚的友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以后的几十年中，两人只要在同一个城市，几乎每周都要走动。芮沐佩服费孝通的博学广闻，学术目光深邃，而费孝通则对芮沐的外语天赋惊叹不已。1979年4月，我国派出第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开始中美学术交流的破冰之旅，其中7名团员中有3位学者：钱钟书、费孝通、芮沐，据说芮沐就是费孝通推荐的。

青年芮沐热爱运动，打球、骑马、击剑样样精通，还和同事们一起演中、英文话剧，再加上生得英俊，俨然是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在一个同学家里，芮沐结识了同学的表妹，金陵女子大学 学生周佩仪，两人相差九岁，一见倾心。1940年7月14日，在芮沐32岁生日这一天，两人喜结良缘。从稀少的史料中，我热心地爬梳芮沐的“法兰西浪漫”，以我的直觉，青少年时代受法语世界熏陶的芮伯伯，会有这种气质，果然找到了两个细节：一对爱人结伴爬上“云顶烟云”的歌乐山；他俩经常相依坐在江边的堤岸眺望过往的船只……

正直率真的芮沐，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公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独裁，引起了特务的注意。有人劝他在课堂上不要讲，他不予理会。1945年初，芮沐收到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的客座讲学邀请，同年4月5日，偕妻、子启程赴美，抵美后，芮沐先于佛罗里达大学短暂讲学，不久即转至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教授，他惜时如金，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佩仪把年幼的儿子芮太初寄放在托儿所，一边做公文翻译，偶尔还教授中文。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安顿下来。

1947年，芮沐在美获知国内局势大变，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此时，大多数人躲避战乱不及，他却做出了令人震惊和不解的决定：回国！周佩仪也不理解，以孩子小等理由劝他打消回国的念头。但芮沐不为所动，立刻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上仅够买船票的钱，只身一人，匆匆离开了纽约。临别时，丢下一句话，落地有声： “我要回去迎接北平解放，再晚就来不及了。”

芮沐回国后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主要讲授“民法”和“国际私法”等课程。他将自己多年的民法讲稿整理成专著《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于1948年出版。有学者称：这本书是1949年以前中国民法著作中的“绝响”，“是一部可以和世界对话的作品”。

周佩仪和儿女合影

1947年冬，夫人周佩仪带着儿子芮太初在北大教授许宝騄帮助下回国团聚。芮家住进了北京大学中老胡同32号宿舍，这里有不少西南联大时的同事与朋友。他们的女儿芮晋洛1948年9月也出生在这里。1949年10月，芮沐一家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法律系被撤销，芮沐调出参与组建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1954年北大法律系复建，芮沐又被调回法律系任教授，兼任民法教研室主任。

二

芮晋洛对燕南园61号最美好的回忆，竟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那时她与父亲的关系最亲密：芮沐带着12岁的女儿在61号院子里开荒种地，以解决最现实的“填饱肚子”问题。

芮晋洛回忆：那时候父亲除了上课、开会，没事就带着我把窗前那片草地开垦成耕地，种上花生、红薯、玉米。沿小楼的外墙栽起一排一人多高的竹子。我家的院子里还养兔子和鸡，饲料就地取材，就是院子里的青草、落叶，还有我们从学生食堂垃圾桶捡的白菜帮子和胡罗卜缨子。当时，我们家还有一种人工养殖的 “小球藻”，用来喂鸡。

说到小球藻，一下把我拉回到19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 当时因粮食严重短缺，发生了全国性饥荒，为解决“饿肚子”“营养不良”，冒出了许多代食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人工繁殖 “小球藻”，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甚至为此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首次提出其食用价值，称其可制作糕点、面包等食品，甚至用于哺育婴儿。同年11月，中央成立代食品工作领导小组，推动小球藻生产。我比芮晋洛大两岁，那时已经是101中学的初中生，我记得学校的游泳池变成黑绿色、带着腥味的“小球藻”养殖基地。芮晋洛也记得：北大食堂曾把小球藻晒干磨成粉用来做面包。

芮晋洛从父亲喜欢田间劳作，说到她更佩服的“爸爸的动手能力强”：家中的工具箱里钳子、改锥、榔头、电烙铁、焊丝、钉子、保险丝、气门芯等应有尽有。一般家里简单的电器修理、自来水龙头换皮垫、疏通排水管等，爸爸都能自己解决。有些要请学校修理工来做的活儿，他也蹲在一旁，一边递工具，一边虚心请教。学校修理科的工友都夸芮先生：大教授，没架子。

在许多学生们的印象中，芮沐先生骑着一辆嘎嘎作响的“破自行车”，在燕园里奔波，去教室给本科生上课，去学生宿舍找研究生讨论问题。北大法律系经济法研究所秘书助理殷铭，从小生长在北大，小时候就对芮沐有深刻的印象：有着波斯人的相貌，身材高大，特有教授风度。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和他的小伙伴曾经遇到一件事，让他们对芮伯伯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寒冬的中午，北风呼啸，在蔚秀园湖边的小路上，一群北大老师下班后骑着自行车，顶着大风急急地往家赶。就在湖边的小山山口处，突然来了一阵让人无法呼吸的强风，众骑车人纷纷“落马”，唯见一位老人没被吹落，他骑着一辆座位拔得特高的“28”男车，昂首挺胸地从那些低头弯腰的人旁边骑过去了。殷铭说：他就是芮沐先生。

“这辆著名的28式男车，父亲骑了几十年，一直到 七十多岁，我们才不让他骑了。这辆车的修理、补胎、保养从来都是他亲力亲为。”

芮晋洛的发小周如苹对燕南园61号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当年56号周培源家与61号芮沐家斜对角，中间隔着一条小路，周如苹住的房间西窗，正对着芮晋洛住的房间东窗。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上，芮晋洛从家门出来，走到周如苹的窗下，大声招呼一下，周如苹很快推着自行车走出来。周如苹蹬车，芮晋洛站在后轮轴突出的铁棍上，双手扶着她的肩膀，一阵风地上学去了。

周如苹（周培源之女）、芮沐、芮晋洛

周如苹说：1968年，芮家四分五裂了。芮伯伯到江西鲤鱼洲农场下放改造，芮伯母随外贸部到河南干校，晋洛的哥哥太初到北大荒，晋洛到山西插队，全走了。那时北大校园正是风起云涌，没有安静的时候，我特别想念他们一家，经常趴在我家西窗张望她家的东窗，如果有灯光闪出，我就立刻奔出去看他们家谁回来了。后来，他们家挤进一家造反派邻居，全家只好挤在两间小屋里。由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迫搬离燕南园，到校外的公寓一住就是好几年。

芮晋洛回忆，从文革开始，我们家就被抄了， 1967年，父亲被关进“牛棚”监督劳动，每天干很重的活儿，我见过他扛木头，很粗的木头，我都不敢看，逃也似的离去。一次下雨，他放风回家来，妈妈赶紧煎鸡蛋，给他拿出他爱吃的酥合子（一种酥皮内有豆沙馅的面点），还没坐稳没吃到嘴，外面“牛棚”的看守就追来喊“芮沐快出来。”爸爸赶快跑出去了，我们大喊“戴草帽！”我追出去只看见穿着雨衣的“牛棚看守”，一个骑车带着一个，我爸爸冒雨跟在车后跑，我哭着追上去送草帽。

芮晋洛说，爸爸被批斗、被关押、受侮辱、受迫害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说过。妈妈亲眼看到爸爸被打后大便有血，回他“凶手”是谁？他一言不发。芮沐的学生们也提到那个特殊时代老先生所受的委屈，他总是淡淡地回一句：“不记得了，忘了。”随后露出“永远留在大家心间的那个天真、温和而帅气的微笑”。

三

一条窄窄的小道穿过草地通向宅门，墙上黑底白字的门牌65号十分醒目。这座西式小楼，掩映在几棵高耸的古槐树丛之中，一排柏树自然地成为院落的围墙。

1987年春天，芮晋洛和她的丈夫忙碌地帮父母往燕南园65号搬家。此时芮沐、周佩仪夫妇正在国外访学。在芮晋洛记忆中，这是父亲出国访学时间最长的一次。

自1979年起，七十岁的芮沐重新登上法学国际交流的舞台。他多次出访美国以及西欧国家，先后赴美国、英国、荷兰、德国等国家十几所著名高校的法学院和学术机构讲学。1979年芮沐第一次从美国访学归来，即在《法学研究》第五期发表文章《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法及国际经济法》。这是他复出后第一篇重要的学术文章，较早地、系统地提出经济法及国际经济法的一些开创性、原创性的观点。1980年芮沐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极力主张，应首先在北京大学设立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等学科。

中国法律学界公认：芮沐先生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他在我国经济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适应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创建了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两门新的法学学科。在芮沐先生的提倡和推动下，北京大学率先设立了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专业，芮沐先生主持编撰了一系列教材，为这两个新学科奠定了基础。

1985年8月至1987年3月，芮沐接受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的邀请，以访问教授的名义在美国纽约大学刑事法律学院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讲授“中国法概要”。就是在这次访学归来，芮沐夫妇住进了燕南园65号新家。

芮沐对65号并不陌生。1971年当中国政府以“乒乓外交”启动中美关系解冻时，成立了一个北京大学“法律系编译组”，受命翻译了大批“内部资料”：如 《六次危机》《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上、下编，增补编）《吉米·卡特》等。据翻译组成员、法律系教师梁西说：当时进这个编译组的法律系教师还有王铁崖、楼邦彦、龚祥瑞、芮沐、赵理海、沈宗灵；另外有来自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的，具体为谢冰心先生。

梁西老师清楚地记得：办公室就设在燕南园65号的一个大房间里，面积约16平方米，七个人每人一个书桌。芮先生当时已靠边站，不是法律系副系主任了，他每天都从61号走到65号，开始紧锣密鼓的工作。梁老师说，芮先生在编译组里公认外语最好——懂多国外语。

芮晋洛说，根据梁西先生的回忆，“北大法律系编译组”的办公地点正是65号一层最大的房间，也就是后来他们家的客厅。

芮沐喜欢燕南园的自然生态环境，女儿芮晋洛又陆续在院子里种了香椿树，移栽了成排的玉簪和萱草，开起花来，一白一黄，清幽雅致。她还特意在门前种了三株芍药。

1988年7月芮沐度过了80岁生日，此后又带了11届博士生。燕南园65号芮沐的书房成了课堂，几乎被学生们踏破了门槛。芮晋洛说：爸爸每周都请学生们到家里来谈话、研讨问题、指导论文。

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东进描述：偌大的书房里，除了先生那并不宽大的桌椅与一个供访客用的老旧单人沙发之外，几乎没有立足之处。款式不一的书架遮挡住了所有的墙面，让人看不出墙的模样，书架上和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报刊。写字台上总是摆放着先生写作的稿纸、翻开的书籍和先生用来阅读的放大镜、红铅笔。

杨国华（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那一年芮沐先生只收了他一个博士生。他回忆：我在校两年时间里，每个星期四下午都要到先生家里去，和师兄师姐一道，聆听先生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见解。

每次见面，杨国华都要汇报阅读Legal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一书的体会。这是先生指定的必读书目，厚达1500页，全面介绍了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组织的历史与功能，还深入论述了美国贸易法。可以说，当今世界的经济秩序，主要就是这些内容。有一次这本书的作者John Jackson教授和芮沐先生在北大见面，杨国华说：看着中美两位国际经济法的大学者亲切交谈，真有见证历史的神圣感。

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北大常务副校长的吴志攀教授， 1982年从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之后，跟随芮沐先生，用六年时间读了硕士、博士两个学位。他回忆一件往事：读博士时，先生已经搬回燕南园65号住，不知道怎么打听出他住在学生宿舍31楼，有时一大早，先生就拄着手杖，登上三层，找到他宿舍来了。面对先生突然“查房”，他垂手站立，等着“训话”，都忘记给先生让座和倒水了。

吴志攀教授多次讲述芮沐的育人之道：“先生一直告诫学生‘不要与别人争论，有时间就自己做自己的学问’。他不赞成学生写与别人商榷的文章，他说，如果要做学问，就自己做，老老实实做，和人家商榷什么？”

“先生教导我们‘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先生精通英、法、德、俄几门外语，还通晓拉丁文。‘语言能够翻译，但文化不容易翻译。’原文用的是什么词？上下文是怎么写的？细微处见差别，也见水平。这是先生要求学生看原文的目的。”

“先生的学风，最强调实用。学问要经世致用，空谈没用。先生经常对学生说，‘研究问题，要联系实际’，先生还说‘不要空洞地就概念而研究概念’。”

吴志攀深情的回忆：先生做事情决不张扬，他就是悄悄地做，把他的学生一个一个送到美国、欧洲、香港去学习，指挥弟子们分别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十几个领域，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写论文、做研究。芮先生从来没有标榜过什么“学派”，但我们这么大一个学科，就在他的手上完成了奠基的工作。我们这些学生的风格，无不受到他的影响，我们的路，都是他给铺好的。

为写芮沐先生，我翻阅了不少创建国际经济法学科时的论证材料，其中有一个情节很触动我，应该记录下来：法律界对此法的主体是有争论的。大多数意见认为国际经济法仅是调整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而将其划归为国际公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芮沐先生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不应该仅局限于国家之间，或者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还应该包括跨国企业之间商务活动的内容，从而大大扩展了国际经济法的适用范围，使国际经济法能够直接为企业服务。

他还特别强调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实践性。1989年，芮沐表示：“国际经济法是以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实际问题为其研究对象。我国同外国发生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必然是我方。在处理国际经济法的问题时，则应该国际法和国内法并重，但立足在国内法。从这一点来说，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与我们国家发生关系的那一部分，应该由我国自己来立法，这一部分立法就是涉外经济法。研究国际经济法，是为了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排除现存在国际经济秩序给国际经济关系带来的障碍，争取在国际建立有利于第三世界民族经济的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也是更好地为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服务。”

芮沐先生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被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印证。

四

在燕南园二代的眼里，芮沐伯伯是位可亲近的老人，尤其芮晋洛的发小周如苹，在自己的父亲周培源1993年去世之后，就把芮沐先生视为亲父了。她说：“芮老伯一家给了我太多的安慰。”

芮沐在家中

周如苹小时就知道芮伯伯是研究法律的大律师：“虽然不懂律师的含义，那时中国律师也不多，只知道律师是帮人打架的。可是看芮伯伯一点儿也不强悍，总是笑嘻嘻的，说话非常幽默，经常问这问那，不像我爸爸，对我的朋友只是打个招呼就只干自己的事。我曾向芮伯伯抱怨，他说：你爸爸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工作繁忙，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们小孩子啰嗦。”

周培源家1981年搬出了燕南园，但每逢过年或芮沐生日，周如苹一定会上门，送花、送蛋糕。她说：几乎每次到芮老伯家，都见他在奋笔疾书撰写教科书，他告诉我：“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得抓紧时间。。。那时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近年来，芮伯伯年纪大了，多亏有晋洛和丈夫良才照顾，芮伯母侍奉在边，晚年的芮伯伯是幸福的，加上芮伯伯一生风趣，心态平和，所以能有103岁的长寿。

到1980年芮沐先生的儿女已经先后调回北京。1986年儿子芮太初赴美读书，1987年在国家专利局工作的女儿芮晋洛，带着儿子搬至燕南园65号的顶楼住，一直陪在父母身边，尽心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直到送走两位老人。

“我妈妈对爸爸最大的抱怨：嫌他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子女要认真、尽心得多。”芮晋洛回想父亲对自己最大的要求，谈的最多的是：争取入党。她说，父亲是民盟成员，一直积极争取入党，他也一直教育我，一定要积极上进，争取入团将来入党，爸爸终于在1978年后如愿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是我高中时“血统论”已经有苗头了，班里干部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我们入团没有希望。到了插队的农村，爸爸在江西干校还在要求我争取入团，而且他为由于自己的问题，影响了我的政治前途，非常自责。后来我回北京找到系里的负责人，问我父亲到底有什么问题、有结论没有，是否影响我入团，他们给我开了证明，证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政治问题，我才在农村入了团。以后，他多次要求我争取入党。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从心底认为自己出身不好，有自卑心理，认为只要好好干活不惜力，对得起良心就行。

“我们家老芮”，这是夫人周佩仪对芮沐的称呼，亲昵中带着几分自豪。结婚七十余年，两人相濡以沐，又各自独立。周佩仪从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供职于当年的外贸部、后来的对外经贸部、现在商务部，直到1990 年退休。退而不休，周佩仪与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投身一项公益事业，义务培训和辅导“宣武培智学校”的老师。这所学校是专为弱智与自闭症儿童进行特殊教育的，他们为学校请来有关专家，拉来赞助，添置了电脑等教学设备。芮沐不止一次地夸赞夫人：“她们做的事可伟大了”。

谈到芮沐先生的爱好：芮晋洛说：爸爸特别爱吃，比如每年都要吃螃蟹（他是上海人吗）。妈妈会给他准备下午茶：咖啡、红茶。晚饭后刚撤了桌上的菜，他就问：还有什么好吃的吃吃？妈妈马上拿出甜点来（法国派头吗）。爸爸最喜欢去中关村茶点部，就是那著名的“福利楼”，当年专为海归科学家们特设的西点部。

来自周如苹的回忆更活龙活现：“芮伯伯一家讲究吃，他们家的饭菜好吃，我经常吃过饭了还要到他家再大吃，后来知道芮伯伯没有存款，因为都吃光了。文革中也没有存款可冻结，芮伯伯关进牛棚只能抽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到了晚年，周如苹去看他，对他的称呼已经是芮老伯。“芮老伯爱吃。每次带给他的点心或其它爱吃的东西，就像小孩子一样迫不及待，简直就是一个老顽童。

芮沐先生更喜欢“新玩意”，永远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周如苹说：芮老伯追求时尚，对新的电子产品特别关注，一点儿不像八、九十岁的老人。他可以用仅有的稿酬买一台最新款的电视机。当得知我买了一台SONY的DVD机，特别是我又向他吹了几句之后，他立即也买回一台。

芮沐先生像那一代留学欧洲的海归同样，终身喜爱古典音乐。他毫不吝惜花在音响更新换代的投资，放在客厅里的组合音响、放在壁炉架上那对从英国亲自背回来的音箱，放送着贝多芬、莫扎特的

乐曲，还时不时找来意大利歌剧的唱片听听。芮晋洛说：有时候声音太大了，我妈妈就去关音响，她只会怎么关。

芮沐先生爱书，一辈子爱书。90多岁时，他依然保持着自己上街买书和文具的习惯，好几次都被学生“偶遇”并“押解”回家，但老先生依然“不悔改”，我行我素。

在海淀图书城，许多读者都能在第一时间认出这位老先生。一位常去图书城的法律系学生回忆说：“我看见芮沐老先生好几次，他就站在书架前仔细地看书，专注得很。”　芮沐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主任邵景春回忆：“一次我在北大的书店浏览，恰遇芮先生立足于书架前仔细地选书，而那书架上摆放的却并非法律书籍，而是封面或雅致或清丽的剧本和诗歌等文学作品。”

五

2008年９月８日，芮沐先生百岁华诞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芮沐先生坐在轮椅上，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两人将他抬上主席台，轮椅边相随着同样白发苍苍的芮沐夫人。

如雷的掌声，满场起立的来宾。不同寻常的是，前两排站立向芮沐先生致敬的来宾，也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陈光中、程信和、沈四宝、郭寿康、徐鹤皋、肖志明等，这些位于当今中国法学界塔尖的人物，都是芮沐先生的亲传弟子，他们的名字，使祝寿与研讨会熠熠生辉。

芮沐先生留下的墨宝很少。这幅最珍贵：

他引用东汉荀悦的一段话：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

他对这“四不”补充说明：

“这是做人的金玉良言，也是做学问的朴实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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