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划开手机屏幕,指尖停在那个陌生的名字上。
“常用同行人:小安”。
备注后面跟着一个手机号码,不是他通讯录里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最近一次同行记录,是昨天下午五点四十分,从科技园站到南山站。
二十分钟的地铁路程。
我关掉屏幕,把手机放回玄关的柜子上。
陶瓷碗底碰到大理石台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排骨汤还冒着热气,我炖了三个小时。现在是晚上七点二十分,周屿说他加班,大概九点回来。
我解开围裙,挂回厨房门后。
客厅的灯只开了一半,光线从天花板倾泻下来,在地板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几何图形。我坐在沙发靠窗的那一侧,这个角度能看见入户门,也能看见整个客厅。
时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跳。
我盯着那扇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不是空白,是某种更彻底的静止。像手术前的麻醉,意识还在,但所有感知都被剥离了,只剩下纯粹的等待。
八点零七分,钥匙转动的声音响起。
门开了。
周屿走进来,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弯腰换鞋。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
“怎么坐在这儿?”他问,声音里带着惯常的疲惫,“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我说,“汤在锅里。”
“好,我待会儿喝。”他脱了外套,往卧室走,“今天开了一下午会,累死了。我先洗个澡。”
“周屿。”
他停在卧室门口,回头看我。
我看着他。三十四岁的男人,脸上已经有了清晰的纹路,眼角、嘴角、额头。我们结婚七年,这些纹路是一点点长出来的,我见过它们最初的模样。
“怎么了?”他问。
“小安是谁?”
空气安静了两秒。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肩膀的弧度轻微地调整了。那是细微的防御姿态,我太熟悉了。法庭上的证人做伪证前,也会有这样的小动作。
“什么小安?”他说。
“你手机里的常用同行人。”我说,“昨天下午五点四十,科技园到南山。今天中午十二点十分,南山到科技园。上周三、上周五,都有记录。”
他沉默地看着我。
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他戒烟三年了,我以为他真的戒了。
“同事。”他终于开口,“新来的实习生,跟我一个项目组。这几天一起跑客户,就顺路坐地铁。”
“实习生。”我重复这个词,“叫什么名字?”
“安雨晴。”他说得很快,“下雨的雨,晴天的晴。二十四岁,刚毕业。”
“备注为什么是‘小安’?”
“大家都这么叫。”他的语气里开始有了一丝不耐烦,“林舒,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
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你不信我?”他说。
“我信证据。”我说,“你的手机定位记录,就是证据。”
“那能证明什么?”他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一起坐地铁就是出轨?林舒,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我没有说过‘出轨’这个词。”我说,“是你说的。”
他噎住了。
客厅里只剩下时钟的滴答声。窗外的城市灯火流进来,在他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光影。我看见他下巴上有一道新的刮伤,很浅,但确实存在。
“你下巴怎么了?”我问。
他下意识抬手摸了摸。“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
“你今早用的是电动剃须刀。”我说,“电动剃须刀不会刮出这种伤口。”
他的手指僵在半空。
我们就这样站着,像两尊对峙的雕塑。空气越来越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在想怎么圆谎,在想怎么解释,在想怎么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就像过去七年里,每一次小的分歧、小的隐瞒、小的逃避。
但这次不一样。
“周屿。”我说,声音很平静,“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说实话,我们可以谈。如果继续说谎,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我没有……”
“想清楚再说。”我打断他,“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沉默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淹没整个房间。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平稳而有力。我是个律师,我知道怎么控制情绪,怎么在压力下保持冷静。
但手指在轻微地颤抖。
我把它藏进睡衣口袋里。
“是。”他终于开口,声音很低,“我出轨了。”
三个字。
轻飘飘的三个字,从空气中飘过来,落在我耳朵里。没有重量,没有温度,就像在说“今天下雨了”或者“汤有点咸”。
可就是这三个字,把过去七年建立起来的一切,都砸碎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
“两个月前。”他说,“项目聚餐,她喝多了,我送她回家。就那一次……后来就……”
“后来就保持了关系。”
他默认了。
我点点头,转身走回沙发坐下。动作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我需要时间,需要把破碎的东西暂时拼凑起来,维持表面的完整。
“林舒。”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对不起。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我很累,工作压力太大,她……她很年轻,很崇拜我,我就……”
“一时糊涂。”我重复他的话,“两个月的一时糊涂。”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试图解释,“我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我只是……需要一点放松,一点安慰。你总是那么冷静,那么理智,我有时候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你不需要我。”他说出这句话,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你什么都自己能搞定,工作、生活、甚至我们俩的关系。你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永远不出错。可我……我是个普通人,我会累,会脆弱,会想要被需要的感觉。”
我抬起头看他。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混合的情绪——愧疚、辩解,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他在等我的反应,等我的崩溃,等我的眼泪,或者等我的原谅。
但我什么都没有给。
“所以这是我的错。”我说,“因为我太冷静,太理智,太能干,所以你出轨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站起来,和他平视,“周屿,我们现在不是在法庭上,你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你出轨了,这是事实。原因不重要,动机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结果就是我知道错了。”他说,声音里带着恳求,“我可以和她断。现在就断。林舒,我们七年了,你不能因为一次错误就……”
“一次错误。”我笑了,真的笑了,“你刚才还说,是两个月。”
他再次哑口无言。
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景。这座城市永远灯火通明,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家,一段关系,一些秘密。我以前以为我们的家是其中比较亮的那一盏。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今晚你睡客房。”我说,“明天我们再谈。”
“林舒……”
“现在我不想说话。”我打断他,“也不想听你说话。请你离开这个房间。”
他站在原地,没有动。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背上,灼热而沉重。他在等待,等待我回头,等待我心软,等待这场风暴像过去无数次争吵一样,以我的妥协告终。
但我没有回头。
一分钟后,我听见脚步声。他走进卧室,拿了枕头和被子,然后走向客房。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
我继续站在窗前。
雨开始下了。细密的雨丝打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蜿蜒的水痕。城市的光在雨中晕开,变成模糊的色块。我想起七年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经常这样一起看雨。
他说,雨声让人安心。
我说,那是因为你在屋里。
现在,我们还在同一个屋里,但已经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了。
两天前,这一切还没有发生。
或者说,已经发生了,但我还不知道。
那天是周三,我照常六点半起床。周屿还在睡,他的呼吸平稳而绵长。我轻手轻脚地下床,洗漱,做早餐。煎蛋、烤面包、热牛奶,分成两份摆在餐桌上。
七点十分,他起床了。
“早。”他揉着眼睛走进厨房,从后面抱住我,下巴抵在我肩膀上。
“早。”我说,“咖啡好了。”
“你今天开庭?”
“嗯,十点。一个离婚案。”
他松开我,去倒咖啡。“又是离婚案。你们律所就不能接点别的?”
“婚姻家事是我们的主要业务。”我说,“而且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女方起诉离婚,男方不同意,说还有感情。”
“那你怎么看?”
“感情是主观的,法律只看客观事实。”我端起自己的咖啡,“分居两年以上,感情破裂的证据充分,应该会判离。”
他笑了笑,笑容有点复杂。“你总是这么理性。”
“理性不好吗?”
“好。”他说,“只是有时候……算了,没什么。”
我们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像过去很多次一样,当对话触及某个敏感区域,就会自动终止。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逃避。
吃完早餐,我们一起出门。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镜子映出我们的身影——他穿着灰色的西装,我穿着黑色的套装,标准的都市职业伴侣。般配,得体,无可挑剔。
“晚上要加班吗?”我问。
“可能要。”他说,“项目赶进度。”
“那我就不等你了。”
“好。”
电梯到达一楼,门开了。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去,在小区门口分开。他往左,我往右。这个场景重复了七年,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我没有回头看他。
如果那天回头了,会不会发现什么?会不会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会不会注意到他走向地铁站时,脚步里的某种期待?
但生活没有如果。
我走向律所,脑子里已经开始梳理今天的庭审策略。当事人的丈夫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婚后不允许妻子工作,没收她的手机,监控她的行踪。妻子忍了五年,终于鼓起勇气起诉。
证据很充分。
但庭审不会顺利。对方请的律师很擅长打感情牌,会强调“一切都是因为爱”“丈夫只是太在乎妻子”。法官是人,人会被情感影响。
我的策略是把重点拉回法律层面。
感情是变量,法律是常量。在法庭上,我只相信常量。
上午的庭审持续了三个小时。如我所料,对方律师一直在渲染感情,讲述两人恋爱时的甜蜜,婚姻中的付出。我的当事人坐在旁边,手指紧紧攥着衣角。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不要哭。”我低声说,“眼泪在法庭上没有用。”
她点点头,把眼泪逼回去。
轮到我发言时,我站起来,走向法官席。
“审判长,我想提请法庭注意几个事实。”我说,“第一,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长期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这已经构成家庭暴力。第二,被告控制家庭所有财产,原告连基本的生活费都需要申请,这构成经济控制。第三,原告曾多次提出外出工作的意愿,均遭被告严厉拒绝,并伴有言语侮辱和威胁。”
我一桩一桩地列举,每一条都附有证据编号。
“感情是婚姻的基础,但尊重是感情的基石。”我说,“当一方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无法给予时,感情就已经不存在了。法律保护婚姻,但更保护婚姻中个体的基本权利。原告要求解除婚姻关系,不仅是她的意愿,更是她重获生而为人的尊严的必要途径。”
法官认真地听着。
对方律师试图反驳,但被我提交的证据链堵得无话可说。事实胜于雄辩,在法律的框架里,情感叙事永远打不过事实叙事。
休庭时,我的当事人抓住我的手。
“林律师,谢谢你。”她的眼睛又红了,“你说出了我这五年都没敢说的话。”
“这是你的权利。”我说,“你本来就应该说出来。”
她用力点头,像是要把这句话刻进心里。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七年前的自己。那时我刚从法学院毕业,进律所实习,接的第一个案子也是离婚案。女方被家暴十年,全身都是伤,却不敢离婚,因为“孩子需要完整的家”。
我花了三个月说服她。
开庭那天,她丈夫在法庭上咆哮,说她不顾家,不守妇道,活该被打。法官呵斥他,法警按住他。她坐在原告席上,浑身发抖。
判决下来的时候,她哭了。
不是悲伤的哭,是解脱的哭。她说,十年了,终于可以呼吸了。
从那天起,我决定专攻婚姻家事领域。很多人不理解,说这个领域琐碎、情绪化、吃力不讨好。但我觉得,婚姻可能是普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法律关系。
而法律,应该保护那些在关系里受伤的人。
下午回到律所,助理小陈送来一份文件。
“林姐,这是你要的案例检索。”她说,“最近三年,类似情况的判例都在这儿了。”
“谢谢。”我接过文件,“周先生今天来过电话吗?”
“没有。”小陈说,“需要我联系他吗?”
“不用。”
我翻开文件,开始工作。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办公室的灯一盏盏亮起。同事陆续下班,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稀疏。
七点半,我关掉电脑。
手机上有两条未读消息。一条是周屿的:“今晚加班,不用等我。”另一条是母亲的:“周末回来吃饭吗?你爸买了条大鱼。”
我回复母亲:“好。”
然后盯着周屿的消息看了几秒。打了一行字,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嗯。”
走出写字楼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晚风带着凉意,吹起我的头发。我站在路边等车,看着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在城市里蜿蜒流淌。
这个场景很熟悉。
七年前,周屿第一次约我吃饭,也是在这样的夜晚。他说他路过我们律所,正好看见我站在路边,觉得“这个女孩的背影很特别”。
我当时笑了,说这是最老套的搭讪。
他说,老套是因为有效。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日子一天天过,平静得像一潭深水。我以为这就是婚姻该有的样子——稳定、平淡、细水长流。
现在想来,深水下面可能有暗流。
而我一直在水面上,以为风平浪静。
现在,我站在客房的门外。
手放在门把上,犹豫了三秒,还是敲了门。
“进来。”
我推开门。周屿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手机。看见我进来,他立刻把手机屏幕按灭,放在旁边。这个动作很快,但太刻意了。
“我们谈谈。”我说。
“好。”他站起来,“林舒,我真的……”
“坐下。”我打断他,“听我说完。”
他重新坐下。我靠在门框上,没有进去。这个距离足够安全,足够冷静。
“我查了你的消费记录。”我说,“过去两个月,你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酒店有六次消费。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时间段,下午三点到五点。”
他的脸色变了。
“我还查了你的行车记录。”我继续说,“有四次,你的车停在那家酒店的地下停车场。时间对得上。”
“你查我?”他的声音里有了怒气。
“我是你的妻子,也是律师。”我说,“我知道怎么收集证据。”
“你这是侵犯隐私!”
“婚姻里没有绝对的隐私。”我说,“尤其是当一方有不当行为时,另一方的知情权优先于隐私权。这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他瞪着我,像是第一次认识我。
也许真的是第一次。过去七年,我在他面前扮演的是一个妻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但今天,我切换回了律师模式——冷静、客观、不留情面。
“你想怎么样?”他问。
“我想知道全部事实。”我说,“你们怎么开始的,频率如何,有没有经济往来,有没有……感情。”
最后两个字说得很艰难。
但我必须问。这关系到接下来的决定。
周屿低下头,双手插进头发里。这个姿势维持了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但最终,他抬起头,眼睛里有红血丝。
“她叫安雨晴,二十四岁,去年毕业进的公司。”他说,声音沙哑,“一开始只是工作接触,她是我带的实习生。很聪明,也很努力,经常加班到很晚。有一次她胃疼,我送她去医院,陪她输液到凌晨。从那以后,她就……”
他停顿了一下。
“就说崇拜我,说我很照顾她,说在我身边有安全感。我开始没当回事,觉得就是小姑娘一时感动。但她一直很主动,发消息,约吃饭,送我小礼物。我……我承认,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个需要被照顾的人。但在她面前,我是被仰望的,被需要的。”
“所以你就接受了。”我说。
“第一次是意外。”他说,“项目庆功宴,大家都喝多了。我送她回家,她邀请我上楼喝杯水……然后就发生了。之后我很后悔,想断了联系。但她哭着说不要,说不会影响我的家庭,只是想要一点温暖。”
“你就心软了。”
“是。”他承认,“她说她什么都不要,不要名分,不要承诺,只要偶尔能见到我就好。我觉得……这样也好。她需要我,我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我们各取所需,互不打扰。”
“互不打扰。”我重复这个词,“那我现在算什么?打扰你们了?”
“林舒,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说,“在你的计划里,我应该永远不知道。你继续做你的好丈夫,她继续做你的红颜知己。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多完美的安排。”
“我没有这么想!”他提高声音,“我知道这是错的,我一直很愧疚!每次回家看见你,我都想坦白,但我不敢……我怕失去你,怕失去这个家。”
“所以你就选择欺骗。”我说,“用谎言来维持表面的和平。”
他无话可说。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空调运转的轻微嗡鸣,像某种背景噪音。我看着他,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七年的男人,忽然觉得很陌生。
那个会在雨天给我送伞,会记得我生理期,会在深夜为我煮面的男人,和眼前这个眼神闪烁、满口谎言的男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也许从来都不是。
也许我一直爱着的,只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幻影。
“明天下午三点。”我说,“带她来家里。”
他猛地抬头:“什么?”
“带她来家里。”我重复,“我要见她。”
“为什么?林舒,这没有必要……”
“有必要。”我说,“我要亲眼看看,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背叛七年的婚姻。我要听她亲口说,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要知道全部真相,然后做决定。”
“决定什么?”
“决定这段婚姻还要不要继续。”我说,“以及如果要继续,需要什么条件。”
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不可置信。“你要……和她谈判?”
“是。”我说,“三方会谈。你,我,她。把一切都摊开来说清楚。”
“林舒,你疯了……”
“我没疯。”我说,“我很清醒。清醒地知道,如果不把脓疮挑破,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你要么明天带她来,要么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
他沉默了。
漫长的沉默。我能看见他脑子在飞速运转,权衡利弊,计算得失。这是他的习惯,遇到难题时,先想解决方案,再想情感代价。
但婚姻不是数学题。
“好。”他终于说,“明天下午三点。”
“谢谢。”我说,“现在,请你继续睡客房。明天之前,我不想再和你说话。”
我转身离开,关上门。
走廊里的灯很亮,白得刺眼。我走回主卧,反锁了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膝盖抵着胸口,手臂环抱住自己。
这个姿势很安全。
像回到了子宫里。
眼泪终于流下来。无声的,滚烫的,沿着脸颊一直流到脖子里。我没有哭出声,只是让眼泪流。因为我知道,一旦出声,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而我现在不能崩溃。
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起床。
镜子里的人眼睛有点肿,但用冰敷一下就好了。化妆,选衣服,挑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套裙。颜色稳重,剪裁利落,能给我力量。
周屿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做早餐。
这很反常。平时都是我做饭,他说我做的比较好吃。今天他主动下厨,大概是愧疚,或者想弥补。
但我不需要。
“我吃过了。”我说,拿起包准备出门。
“林舒。”他叫住我,“我们……能不能先谈谈?就我们两个。”
“下午三点。”我说,“按约定来。”
“可是……”
“没有可是。”我打断他,“周屿,你现在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要么按我说的做,要么我们立刻结束。”
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走出家门,关上门。电梯里,我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衣领。深呼吸,再深呼吸。把所有的情绪都压下去,压到最深的地方。
今天律所有个重要的客户会议,我不能缺席。
一整天,我把自己埋在工作里。看文件,写材料,开会,见客户。大脑高速运转,没有一刻空闲。这样很好,忙起来就不会胡思乱想。
中午休息时,助理小陈凑过来。
“林姐,你没事吧?”她小声问,“看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没事。”我说,“昨晚没睡好。”
“是不是周先生又加班了?”小陈撇撇嘴,“他们公司也太压榨人了。林姐,你要不要考虑休个假?你去年还有十天年假没休呢。”
“以后再说。”我说,“下午的会议材料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小陈把文件夹递给我,“对了,周先生上午来过电话,我说你在开会,他就没让转接。”
“知道了。”
我翻开文件夹,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但那些字在眼前跳动,就是进不去脑子。脑海里反复出现周屿的脸,还有那个陌生的名字。
安雨晴。
二十四岁,刚毕业,崇拜他,需要他。
年轻真好。年轻意味着有无限可能,有犯错的权利,有重新开始的资本。不像我,三十一岁,结婚七年,人生已经定型了。
如果离婚,我要面对什么?
亲戚朋友的议论,父母的失望,社会对离婚女人的偏见。还有财产分割,房子,车子,存款。我们共同经营了七年的一切,都要被撕成两半。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
荒谬。
下午两点,我提前离开律所。打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看窗外。街道,行人,商店,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世界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婚姻危机而停止运转。
这很残忍,也很公平。
到家时,两点四十分。
周屿已经在了,坐在客厅沙发上。他换了衣服,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梳得很整齐。看见我进来,他立刻站起来。
“她还没来。”他说。
“嗯。”我把包放下,“你跟她说了吗?今天要谈什么?”
“说了。”他的声音很低,“她……她愿意来。”
“愿意来。”我重复,“听起来像是我们在为难她。”
“林舒……”
“去泡茶吧。”我说,“用那套白瓷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头去了厨房。那套白瓷茶具是我们结婚时买的,很贵,平时舍不得用,只有重要客人来才会拿出来。
今天,它要用来招待我丈夫的情人。
真讽刺。
两点五十五分,门铃响了。
周屿从厨房冲出来,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他去开门。我坐在沙发上,背挺得很直,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像等待一场庭审。
门开了。
一个女孩走进来。很年轻,确实很年轻。长发,素颜,穿着简单的白色连衣裙,帆布鞋。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看起来有点紧张。
“林……林律师好。”她小声说。
“请进。”我说,“坐。”
她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对面的单人椅上,把纸袋放在脚边。周屿站在她旁边,没有坐。这个站位很有意思——他离她更近,离我更远。
“周屿,你也坐。”我说。
他犹豫了一下,在长沙发的另一端坐下。我们三个人,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她和他之间有一条隐形的线,我和他之间也有一条。
而我和她之间,什么都没有。
只有对峙。
“安小姐。”我开口,“谢谢你今天过来。我想周屿已经跟你说了,我请你来的目的。”
“是。”她点头,手指绞在一起,“周经理……周屿都跟我说了。林律师,对不起,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她的眼睛红了,有眼泪在打转。
年轻女孩的眼泪,总是很有杀伤力。无辜,脆弱,惹人怜爱。难怪周屿会心软。
“抱歉是之后的事。”我说,“现在,我想先了解事实。安小姐,你和周屿是什么关系?”
她看了周屿一眼。
周屿低着头,没有回应。
“我们……是恋人关系。”她终于说,声音很轻,“虽然我知道这样不对,但……但我真的爱他。”
“爱他。”我说,“爱他什么?”
她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他……他很温柔,很照顾人。”她说,“工作认真,有责任感,对我很好。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出现了,像一束光。”
“像一束光。”我重复,“那你知道,这束光是从哪里来的吗?”
她没听懂。
“我的意思是,你看到的他的那些优点——温柔,责任感,会照顾人——这些品质,是在我们的婚姻里培养出来的。”我说,“是我花了七年时间,陪伴他,支持他,在他低谷时鼓励他,在他迷茫时指引他,才让他变成今天的样子。而你,只是在他已经成熟的时候,摘走了果实。”
她的脸白了。
“我不是……”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说,“我只是陈述事实。安小姐,你今年二十四岁,刚进入社会,对成熟男性有憧憬,这很正常。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周屿今天离婚和你在一起,十年后,你三十四岁,他四十四岁。那时可能会有另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出现,觉得他温柔、成熟、有魅力。而你会成为今天的我。”
“我不会!”她脱口而出,“我不会像你一样……”
“像我一样什么?”我问,“像我一样忙于工作,忽略丈夫的情感需求?像我一样太过独立,让丈夫感觉不到被需要?安小姐,你现在当然可以这么说,因为你还年轻,还没有经历过婚姻的琐碎,生活的压力,时间的磨损。”
她咬着嘴唇,不说话。
“周屿有没有告诉你,我们为什么没有孩子?”我问。
她摇头。
“因为我不孕。”我说,“结婚第三年查出来的。输卵管堵塞,治愈率很低。我们尝试过试管婴儿,失败了两次。第三次准备做的时候,我母亲查出癌症,治疗需要钱,我们就暂停了。”
我停顿了一下。
“那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照顾母亲,周末还要跑各种检查。周屿也很累,工作压力大,还要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我们经常吵架,为了钱,为了治疗,为了未来。有一次吵得很凶,他说,‘如果不是你不能生,我们现在也不会这么难’。”
周屿猛地抬头:“林舒,我……”
“你说过。”我看着他,“你可能忘了,但我记得。每一个字都记得。”
他重新低下头。
“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继续说,“我们俩也累了,就没再提孩子的事。生活慢慢回到正轨,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有些伤疤,即使愈合了,痕迹还在。”
我看着安雨晴。
“所以你看,你爱的这个男人,并不完美。他也会累,也会抱怨,也会在压力下说出伤人的话。你看到的只是他最好的一面,而我见过他最糟糕的样子。这就是婚姻和恋爱的区别——恋爱是欣赏对方的闪光点,婚姻是接受对方的阴影面。”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风声。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带。灰尘在光里飞舞,像无数细小的星辰。
“林律师。”她终于开口,声音很平静,“你说得对,我可能不了解婚姻的全部。但有一点我确定——我和周屿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快乐的。他说,和我在一起,他可以暂时忘记生活的压力,忘记那些烦心事。他说,在我身边,他感觉自己是活着的。”
她抬起头,直视我的眼睛。
“我知道这很自私,很不道德。但我爱他,他也爱我。感情没有对错,只有真假。我们的感情是真的。”
“感情是真的。”我说,“那责任呢?承诺呢?七年的婚姻呢?这些就不重要了吗?”
“重要。”她说,“但如果不快乐,那些还有什么意义?”
我笑了。
真的笑了。不是讽刺的笑,而是觉得荒谬的笑。
“安小姐,你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我说,“我也曾经相信,爱情高于一切,快乐是唯一的标准。但生活教会我,责任和承诺不是束缚,而是选择。当你选择进入一段婚姻,就是选择把另一个人的幸福,放在和自己的快乐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在某些时候,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那不公平。”她说。
“生活本来就不公平。”我说,“但我们可以选择做个公平的人。”
她不再说话。
我转向周屿:“现在,该你说了。”
他一直低着头,像个等待宣判的囚犯。听到我的话,他慢慢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你们说的都对。林舒,你为我付出了很多,这个家是你撑起来的。小雨……安雨晴,她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快乐。我两个都对不起,两个都伤害了。”
“所以呢?”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双手抱住头,“我真的不知道。林舒,我不想离婚,我不想失去你。但我也……我也放不下她。”
诚实得残忍。
但也总算诚实了一次。
我点点头,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小区花园。几个孩子在玩耍,笑声飘上来。年轻的妈妈们坐在长椅上聊天,阳光洒在她们身上。
普通人的幸福,那么简单,那么遥远。
“我明白了。”我说,转回身,“现在,我来告诉你们我的决定。”
他们都看着我。
安雨晴紧张地攥着裙角,周屿的喉结在滚动。
“第一,周屿,我要和你离婚。”
周屿的脸色瞬间惨白。
“第二,财产分割方面,我可以放弃大部分。房子归你,车子归你,存款对半分。我只要我自己的那部分。”
“林舒,你……”
“听我说完。”我抬起手,“第三,离婚后,你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和安小姐在一起。那是你的权利,我无权干涉。但有一个条件——”
我看向安雨晴。
“安小姐,如果你决定和他在一起,请你想清楚。你不是在接手一个单身的男人,而是在接手一段有历史、有伤痕的关系。你要面对的,不仅是他,还有他过去七年里形成的所有习惯、记忆、情感模式。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水,但也有某种坚定。
“我确定。”她说。
“好。”我点头,“那么,我祝你们幸福。”
说完,我走向书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走回客厅,放在茶几上。
“这是离婚协议。”我说,“我已经签了字。周屿,你看一下,如果没有异议,就签字吧。下周我们可以去办手续。”
周屿盯着那份文件,像盯着一个怪物。
“林舒……你就这么……这么轻易地放弃了?”他的声音在发抖,“七年,你就这么不要了?”
“不是不要。”我说,“是尊重事实。事实是,你已经不爱我了。或者即使还有爱,也已经不够支撑这段婚姻了。与其互相折磨,不如好聚好散。”
“可是……”
“没有可是。”我说,“周屿,这是我最后的温柔了。不要逼我变成你讨厌的样子。”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的肩膀垮下来,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
“我签。”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他拿起笔,在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手在抖,字迹歪歪扭扭。签完最后一个字,他把笔扔在桌上,捂住脸。
安雨晴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轻轻抱住他。
那个画面很刺眼,但我移开了视线。走到玄关,拿起包和外套。
“我先走了。”我说,“你们自便。”
“林舒。”周屿叫住我,“你去哪儿?”
“去我该去的地方。”我说,拉开门,“再见。”
门在身后关上。
我走进电梯,按下1楼。镜子里的人面无表情,眼睛干涩。没有眼泪,没有崩溃,只有一片荒芜的平静。
像暴风雨后的海面,一切都结束了。
我在酒店住了三天。
这三天里,手机关机,谁也不见。每天就是睡觉,吃饭,看电视。看那些无聊的综艺节目,看男女嘉宾配对,看他们为了一点小事争吵又和好。
现实生活比电视复杂,但也更简单。
第四天早上,我开机了。
几十条未读消息涌进来。周屿的,母亲的,朋友的,同事的。我一条条看过去,大部分是询问和关心。周屿发了十几条,从道歉到恳求再到愤怒,最后一条是:“协议我收到了,我会签。但林舒,你真的这么狠心吗?”
我没有回复。
给母亲回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出差了,过几天回去。母亲说好,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你和周屿没事吧?他昨天来家里找你,看起来很着急。”
“没事。”我说,“就是最近工作忙,有点累。”
“那就好。”母亲松了口气,“周末回来,妈给你炖汤补补。”
“好。”
挂掉电话,我坐在床上发呆。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毯上切出一道金线。灰尘在光里飞舞,缓慢,安静。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律所主任。
“林舒啊,休息得怎么样了?”主任的声音很温和,“小陈说你身体不舒服,请了几天假。严重吗?”
“不严重,已经好多了。”我说,“明天就回去上班。”
“不急不急,多休息几天。”主任顿了顿,“对了,有个案子想交给你。当事人指名要你代理,说看过你之前的案例,很佩服你的专业能力。”
“什么案子?”
“离婚案。”主任说,“女方起诉,男方是上市公司高管,财产情况比较复杂。女方说,男方有外遇,但她没有直接证据。想请你帮她争取最大权益。”
我沉默了几秒。
“主任,我最近可能……”
“我知道你刚办完一个类似的案子,可能有点累了。”主任说,“但这个当事人情况比较特殊,她也是律师,不过是做非诉的。她说,她需要的是一个既懂法律,又懂婚姻的人。”
既懂法律,又懂婚姻。
这句话打动了我。
“好。”我说,“我接。”
“太好了。”主任笑了,“那我把她联系方式发你。你们约时间见面详谈。”
“谢谢主任。”
挂掉电话,我看着窗外。城市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块巨大的水晶。无数人在其中生活,相爱,分离,再重新开始。
我也是其中之一。
下午,我离开酒店,去了趟商场。买了几件新衣服,剪了头发,做了美容。镜子里的人看起来精神了一些,但眼睛深处还是有藏不住的疲惫。
没关系,时间会治愈一切。
至少别人都这么说。
晚上,我约了大学同学苏晴吃饭。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知道我婚姻真相的人。
“你真要离婚?”苏晴瞪大眼睛,“不是,林舒,你再考虑考虑?周屿只是一时糊涂,男人嘛,哪个不偷腥?你给他一次机会,说不定……”
“我已经给了。”我说,“但他没有珍惜。”
“可是七年啊!”苏晴叹气,“你们从一无所有到现在,房子车子都有了,就这么散了,多可惜。”
“不可惜。”我说,“用七年时间,认清一个人,值得。”
苏晴看着我,眼神复杂。
“林舒,我一直很佩服你。”她说,“你总是那么清醒,那么果断。换作是我,肯定做不到。我会哭,会闹,会求他回头。”
“那是因为你爱他。”我说,“而我……我不知道我还爱不爱他。也许还爱,但已经不足以让我继续忍受背叛了。”
“那以后怎么办?”苏晴问,“一个人过?”
“不知道。”我诚实地说,“先离婚,然后再说。”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苏晴眼睛一亮,“我老公公司有几个不错的单身男同事,条件都很好……”
“打住。”我抬起手,“我现在没心情谈恋爱。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再说。”
“好吧。”苏晴撇撇嘴,“但你记得,需要的时候随时找我。姐妹永远挺你。”
“谢谢。”
吃完饭,我们各自回家。我打车回酒店,路上经过我和周屿常去的那家餐厅。灯还亮着,窗户里人影绰绰。
以前我们每周五都会来这里,点同样的菜,聊一周的琐事。他说工作,我说案子,然后一起吐槽生活的烦恼。
那些时光是真的。
但已经过去了。
回到酒店房间,我打开电脑,开始看主任发来的新案子资料。当事人叫沈薇,三十三岁,是一家外企的法务总监。丈夫是科技公司副总裁,两人结婚五年,没有孩子。
沈薇在邮件里写:“林律师,我知道我的案子可能很普通,但对我而言,它是人生的转折点。我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律师,更是一个能理解婚姻复杂性的伙伴。我看了你代理的几个案例,尤其是你在法庭上关于‘尊重是感情的基石’的论述,深有感触。希望你能帮我。”
我回复:“明天下午两点,律所见。”
然后关掉电脑,躺到床上。
天花板是白色的,空无一物。我看着它,脑子里却浮现出很多画面。七年前的婚礼,周屿给我戴戒指的手在抖。我们第一个家,只有四十平米,但收拾得很温馨。第一次一起过年,他学着包饺子,弄得满脸面粉。
那些都是真的。
背叛也是真的。
人真是复杂的动物,可以同时承载那么多矛盾的情感。爱和恨,信任和怀疑,眷恋和决绝,可以并存于同一颗心里。
而我选择让其中一部分死去,让另一部分活下来。
第二天下午,我见到了沈薇。
她比照片上更瘦,穿着米色西装,妆容精致,但眼下的黑眼圈遮不住。我们握手时,她的手很凉。
“林律师,谢谢你愿意见我。”她说。
“不客气。”我请她坐下,“我们先梳理一下基本情况。你起诉离婚的理由是?”
“感情破裂。”沈薇说,“他出轨了,但我没有直接证据。”
“你怎么知道的?”
“女人的直觉。”沈薇苦笑,“然后是一些细节。他回家越来越晚,手机永远静音,洗澡都带着。衬衫上有陌生的香水味,周末总是‘加班’。我开始没在意,直到上个月,我在他车里发现一支口红,不是我用的色号。”
“口红呢?”
“我拍了照,但没拿走。”沈薇说,“我不想打草惊蛇。”
“明智。”我说,“还有其他证据吗?”
“消费记录。”沈薇打开手机,调出几张截图,“过去半年,他在一家高端酒店有十几次消费,都是工作日白天。还有珠宝店的消费,买了一条项链,但我没收到。”
她把截图发给我。
我仔细看着。酒店消费的时间很规律,基本都是周三或周四下午。珠宝店的消费是两个月前,金额五万多。
“这些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我说,“但法庭上,对方可能会辩称是商务用途。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比如照片、视频,或者他承认的录音。”
“我试过录音。”沈薇说,“但他很警惕,从来不正面承认。只说我想多了,说他工作忙压力大,说我太敏感。”
典型的gaslighting。
通过否定对方的感知,让对方怀疑自己。
“你和他谈过离婚吗?”我问。
“谈过。”沈薇说,“他说我无理取闹,说离婚对我没好处,说我会后悔。然后开始数落我的缺点——太强势,不顾家,不体贴。好像出轨是我的错。”
“这也是常见套路。”我说,“把责任推给受害者,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沈薇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
“林律师,你说实话,我是不是真的很失败?作为妻子,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才会让他去找别人?”
“不。”我坚定地说,“他的出轨,是他的选择,不是你的错。婚姻中可能有各种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出轨是最糟糕的一种。他选择了伤害你,而不是和你一起面对问题,这是他的品格问题,不是你的能力问题。”
沈薇的眼泪掉下来。
她抽出纸巾擦掉,深吸一口气。“对不起,我失态了。”
“没关系。”我说,“这是正常的情感反应。但我们需要把情感和法律分开。在法庭上,我们只讲法律,只讲证据。”
“我明白。”沈薇点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第一,继续收集证据。”我说,“如果可以,尝试拿到他出轨的直接证据。第二,梳理你们的共同财产,包括房产、车辆、存款、投资、股权等。第三,考虑你的诉求——除了离婚,还想要什么?财产分割比例?精神损害赔偿?”
沈薇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要公平。”她说,“不是报复,是公平。我为这个家付出了五年,事业上为他让步,生活上照顾他。现在他有了别人,我不能什么都不要就离开。”
“合理。”我说,“那我们就争取公平。”
我们又聊了一个小时,详细制定了策略。送走沈薇后,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流。
又一个婚姻破碎的故事。
每天都有无数这样的故事在上演。有些人选择忍,有些人选择闹,有些人选择冷静地结束。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而我的选择是,帮助那些选择结束的人,走得体面一些。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周屿发来的消息:“协议我签好了,什么时候去民政局?”
我回复:“下周一上午九点。”
“好。”他回,“林舒,最后一起吃顿饭吧。就当……告别。”
我想了想,回复:“好。”
“今晚七点,老地方。”
“好。”
放下手机,我继续工作。但心思已经飘远了。老地方,就是我们常去的那家餐厅。最后一次在那里吃饭,是三个月前,我生日那天。
他送了我一条项链,说:“老婆,辛苦了。”
我当时很感动,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候,他已经和安雨晴在一起了。送我项链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个女人。
真可笑。
晚上七点,我准时到达餐厅。
周屿已经到了,坐在我们常坐的角落位置。他穿着我给他买的那件衬衫,深蓝色,衬得他肤色很白。看见我,他站起来,帮我拉开椅子。
“谢谢。”我说。
“你剪头发了。”他看着我,“很好看。”
“谢谢。”
点完菜,我们陷入了沉默。以前我们从不缺话题,工作、生活、新闻、八卦,总能聊个不停。但现在,所有的话题都显得不合时宜。
最终,还是他先开口。
“你这几天住哪儿?”他问。
“酒店。”
“为什么不回家住?”他说,“你可以住家里,我搬出去。”
“不用了。”我说,“很快就办手续了,没必要。”
他低下头,手指摩挲着水杯边缘。
“林舒,我还是想不明白。”他说,“为什么你就这么坚决?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我可以和她彻底断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像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
“回不去了。”我说。
“为什么回不去?”他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回去。林舒,七年啊,你真的能说放就放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
那双我曾经深爱过的眼睛,现在看起来那么陌生。
“周屿,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出轨的是我,你会原谅我吗?”
他愣住了。
“你会给我一次机会吗?”我继续问,“会相信我能彻底断掉,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和我生活吗?”
他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你不会。”我替他回答,“因为你知道,信任一旦破碎,就再也拼不回去了。你会怀疑我每一次晚归,每一通电话,每一个笑容。你会活在不安全感里,我也会活在负罪感里。那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努力……”
“努力什么?”我问,“努力忘记?努力假装?周屿,我们都是成年人,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出轨不是意外,是选择。你选择了她,选择了背叛,选择了伤害我。现在,我选择离开。这是你的选择带来的后果,你要接受。”
他的肩膀垮下来。
“所以……你真的不爱我了?”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爱过。”我说,“现在可能还有一点,但那已经不重要了。爱情不是婚姻的全部,尊重、信任、忠诚,这些更重要。而这些,已经被你打破了。”
菜上来了。
我们默默地吃。味道还是原来的味道,但吃在嘴里,已经尝不出滋味。像在完成一个仪式,一个告别过去的仪式。
吃到一半,周屿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按掉。但很快又响了。他再次按掉,然后关机。
“是她?”我问。
“……嗯。”他承认,“她最近情绪不太稳定,总是哭,说怕失去我。”
“那你应该去陪她。”我说,“毕竟,这是你的选择。”
“林舒,别这样……”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既然选择了她,就要对她负责。不要两头都想要,两头都伤害。这不道德。”
他无话可说。
吃完饭,他提出送我回酒店。我拒绝了,自己打车离开。上车前,他叫住我。
“林舒。”他说,“如果……我是说如果,以后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随时找我。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我笑了笑。
“不用了。”我说,“离婚后,我们就是陌生人了。这样对彼此都好。”
车开走了。
后视镜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夜色里。我转回头,看着前方。路灯一盏盏掠过,像时光的刻度。
七年,就这样结束了。
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
周一上午九点,我们在民政局门口见面。他看起来没睡好,眼睛下有很深的黑眼圈。我化了妆,穿了得体的衣服,不想显得狼狈。
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
签字,按手印,交回结婚证,领取离婚证。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问:“考虑清楚了吗?”我们同时点头。
然后,就结束了。
走出民政局,阳光很刺眼。我戴上墨镜,看向周屿。
“再见。”我说。
“林舒……”他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说,“保重。”
“你也是。”
我转身离开,没有回头。走到路边打车时,手机响了。是沈薇。
“林律师,我拿到证据了。”她的声音很激动,“他昨晚又去了那家酒店,我请了私家侦探,拍到了他和那个女人一起进去的照片。很清晰,能认出来。”
“很好。”我说,“把照片发给我,我们下一步可以准备起诉了。”
“好。”沈薇停顿了一下,“林律师,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还在自我怀疑,还在犹豫不决。”
“不用谢我。”我说,“这是你自己的勇气。”
挂掉电话,我抬起头。天空很蓝,云很白,阳光温暖。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悲欢。
我也是其中之一。
但我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您好,是林舒女士吗?”一个温和的男声。
“是我,请问您是?”
“我是景辰。”他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大学同学。上周同学聚会,我听说了你的事……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见个面,聊一聊。”
景辰。
我想起来了。法学院的风云人物,比我高两届,毕业后去了北京,听说现在是很厉害的商事律师。我们大学时有过几次接触,但不算熟。
“当然记得。”我说,“不过,我最近有点忙……”
“就喝杯咖啡。”他说,“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而且,我可能有个案子想和你合作。”
律师的本能让我犹豫了一下。
“什么案子?”
“见面聊吧。”他说,“明天下午三点,你们律所楼下的咖啡馆,方便吗?”
我想了想。
“好。”
“那明天见。”
挂掉电话,我站在路边,看着车流。生活就是这样,一扇门关上,另一扇门打开。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什么。
但至少,我还有选择的自由。
这就够了。
打车回到律所,我直接去了主任办公室。
“主任,我离婚了。”我说。
主任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然后呢?”
“然后,我想申请调去北京分所。”我说,“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主任看了我一会儿,笑了。
“早就该去了。”他说,“以你的能力,在总部屈才了。北京那边正好缺一个婚姻家事部的负责人,你去正合适。”
“谢谢主任。”
“不用谢我。”主任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林舒,你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专业,冷静,有同理心。婚姻的失败不代表人生的失败,相反,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选择开始。”
走出主任办公室,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收拾东西,整理文件,把七年积累的案件资料一份份归档。这些都是我的过去,我的经历,我的成长。
而现在,我要带着它们,去往未来了。
小陈凑过来,眼睛红红的。
“林姐,你真的要走啊?”
“嗯。”我说,“去北京。”
“我会想你的。”小陈抱住我,“你一定要常回来看看。”
“好。”我拍拍她的背,“你也要加油,早点独立办案。”
“我会的。”
收拾完东西,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办公室。在这里,我度过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七年。从一个实习律师,到独立执业,再到团队负责人。
这里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我的破碎和重建。
现在,是时候说再见了。
离开律所前,我去见了沈薇。
她把拍到的照片发给我,我们详细讨论了诉讼策略。她的情绪稳定了很多,眼神里有了坚定。
“林律师,你说得对。”她说,“离婚不是失败,而是选择。我选择尊重自己,选择离开一段不健康的关系。”
“很高兴你能这么想。”我说。
“是你给了我勇气。”沈薇握住我的手,“谢谢你,林律师。不仅作为一个律师,也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笑了。
“不客气。”我说,“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有重新开始的权利。”
离开沈薇,我打车去了父母家。母亲做了很多菜,父亲开了瓶酒。饭桌上,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提周屿,只问我工作,问我去北京的计划。
“爸妈,对不起。”我举起酒杯,“让你们担心了。”
“傻孩子。”母亲眼睛红了,“只要你过得好,我们就好。”
“我会的。”我说,“我保证。”
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舒舒,爸爸一直以你为荣。你坚强,独立,知道自己要什么。离婚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己。你没有失去自己,这就够了。”
“谢谢爸。”
那晚,我住在父母家。躺在从小睡到大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星星贴纸——那是小时候贴的,已经泛黄了,但还在。
时光真奇妙。
带走了一些东西,留下了一些东西。
第二天下午,我去见了景辰。
他比大学时成熟了很多,但笑容还是那样温和。我们坐在咖啡馆靠窗的位置,阳光洒在桌上。
“好久不见。”他说,“你一点都没变。”
“你也是。”我说,“听说你在北京做得很好。”
“还行。”他笑了笑,“这次回来,主要是处理一个家族企业的股权纠纷。但今天约你,不是为了公事。”
“那是?”
景辰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林舒,我离婚三年了。”他说,“前妻是我大学同学,我们结婚八年,最后发现彼此想要的生活不一样。和平分手,没有狗血剧情。”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离婚后,我一直在反思婚姻是什么,爱情是什么。”他继续说,“直到上周同学聚会,听说了你的事。他们说,你处理离婚的方式很……特别。冷静,理智,但又不失温度。我突然觉得,也许我一直在找的,就是这样一个既懂法律,又懂生活的人。”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景辰,我……”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太早了。”他抬起手,“你不用急着回应。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准备好了,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我在这里。”
他顿了顿。
“而且,北京分所确实需要一个负责人。这不是借口,是事实。你的专业能力,加上你对婚姻家事领域的理解,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笑了。
“所以你是在用工作诱惑我?”
“算是吧。”他也笑了,“但更多的是欣赏。林舒,我欣赏你的专业,更欣赏你的品格。在遭遇背叛后,没有变成怨妇,没有报复,而是选择体面地离开,专注于自己的成长。这很难得。”
“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我说。
“对的事,往往是最难的事。”景辰说,“所以,考虑一下?工作和……其他的,都考虑一下。”
我看着他。
窗外,阳光正好。行人来来往往,生活继续向前。我想起这一个月发生的一切——发现出轨,摊牌,谈判,离婚,然后现在,坐在这里,面对一个新的可能。
人生真奇妙。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什么。
“好。”我说,“我会考虑。”
景辰笑了,笑容很明亮。
“那我等你消息。”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关于工作,关于生活,关于北京和上海的不同。像两个老朋友,轻松,自然,没有压力。
离开咖啡馆时,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橙红色,云朵镶着金边。我站在路边,看着这个我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城市。
它见证了我的出生,成长,恋爱,结婚,离婚。
现在,它要见证我离开了。
但我没有伤感。
因为我知道,离开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我会带着这七年学到的所有东西——关于爱,关于信任,关于背叛,关于原谅,关于放手——去往下一个阶段。
那些经历不会消失,它们会成为我的一部分,让我更完整,更坚韧,更懂得珍惜。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周屿发来的消息:“我搬出去了,钥匙放在玄关柜子上。房子我会尽快过户给你,这是你应得的。保重。”
我回复:“谢谢,你也保重。”
然后,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
不是恨,不是报复,只是清理。清理过去,才能腾出空间给未来。
打车回酒店的路上,我打开手机,订了去北京的高铁票。下周三上午十点,五个小时的车程,足够我看完一本书,或者睡一觉。
到北京后,我要先找房子,熟悉环境,接手新工作。会很忙,但也很充实。
至于景辰……
顺其自然吧。
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准备好了,也许可以试试。但现在,我需要先和自己和解,先重建自己的生活。
车窗外,华灯初上。城市在夜色中苏醒,展现出另一面的繁华。我想起七年前,和周屿刚结婚时,我们也经常这样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灯火,规划未来。
那时的未来里,有彼此,有家,有孩子。
现在的未来里,只有我自己。
但没关系。
我自己,就够了。
一周后,我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铁。
行李不多,两个箱子,一个背包。带走了必需品,留下了大部分回忆。母亲来车站送我,眼睛又红了。
“到了就给家里打电话。”她说,“缺什么就说,妈给你寄。”
“知道了。”我抱抱她,“妈,我会好好的。”
“嗯,妈妈知道。”
父亲拍拍我的头,像小时候一样。“去吧,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好。”
走进候车室,找到座位。离发车还有二十分钟,我拿出手机,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城市的朋友圈。
苏晴发了我们上周聚餐的照片,配文:“最好的姐妹要去追寻更好的未来了,舍不得,但更为你高兴。永远爱你。”
沈薇发了一条简单的状态:“新生活,新开始。”
周屿……我没有看。
关掉手机,放进包里。广播响起,开始检票。我拉起箱子,走向检票口。
穿过长长的通道,走上站台。高铁安静地停在那里,像一条银色的龙。我找到自己的车厢,放好行李,坐下。
窗外,站台上的人们在告别,拥抱,挥手。
我没有需要告别的人。
或者说,我已经在心里告别过了。
列车缓缓启动,加速,驶离站台。城市在窗外后退,高楼,街道,桥梁,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再见,上海。
再见,过去。
再见,那个曾经以为会永远幸福的自己。
列车穿过隧道,进入光明。窗外的风景变成了田野,河流,远山。阳光很好,洒在车厢里,温暖而明亮。
我打开包,拿出一本书。
是沈薇送我的,扉页上写着:“给林律师——感谢你让我知道,结束不是失败,而是另一种勇敢。”
我翻开书,开始阅读。
列车继续向前,载着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而我知道,无论前方有什么,我都有勇气面对。
因为我已经从最深的海底,自己游了上来。
这就够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拿起来看,是景辰发来的消息:“到北京后,我来接你。带你去吃最好的涮羊肉,欢迎来到新生活。”
我笑了,回复:“好。”
然后看向窗外。
田野在飞逝,天空很蓝,云朵很白。世界很大,未来很长。
而我,才刚刚开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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