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学 | 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叙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厚沃土，更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源头活水。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文明对话范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因此，要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转型和意义再生产，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扩大对外文化影响力，更好地向世界全面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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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叙事转型

叙事视角从独白式向参与式转型。叙事视角决定了叙事的深度、层次与张力，它深刻影响着受众对人物、事件、情境的感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实践中，叙事视角较多呈现为一种权威主导、单向输出的独白模式，其话语结构隐含着灌输—接受的关系。在数智时代背景下，这一模式需向多元、平等、互动的参与式转型。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系列作品中，文物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自述”，使静态的器物成为具有生命与情感的叙事主体。这种叙事视角不仅弥补了单向灌输的短板，受众不再是叙事内容的接收方，而且与“我”共同成为叙事的对话者与共情者，从而实现了从观察历史到进入历史、从了解文化到体认价值的根本性转换。

叙事语言从宣导式向对话式转型。宣导式叙事的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叙事者一方，不再适应当今叙事语言的需要。对话式叙事注重叙事者与受众的对话，借助视觉语言、互动设计与沉浸式体验营造代入感，体现为平等化、情感化、场景化、人格化的语言表达。叙事语言的转型在传播广度上吸引了更广泛的群体，在传播深度上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公众传播中的触及率、共情度与记忆黏性。通过对话式的叙事语言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是艰涩的符号，而是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资源。

叙事载体从单向式向交互式转型。要从之前博物馆、书籍、舞台、电视等单向式的载体，转向社交媒体、短视频、网络游戏、沉浸式展览等“交互式”载体。在这里，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共创者，他们通过弹幕、评论、转发等形式，借助混剪等方式对原创内容进行再创造、再阐释与再传播，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注入丰富情感。同时，虚拟场景技术使受众突破时空局限，既实现了与历史的“沉浸对话”，又推动了文化“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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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文化符号再生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再生产是指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原则指导下，对其价值理念、精神内核、符号体系等进行解码、重组与再编码，实现文化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再生产的最终指向，是形成一个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当代传播实践应围绕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系统化的阐释，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和国际传播体系。

价值理念再生产。价值理念再生产的重点在于处理好“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既要回到历史语境中，准确把握理念的内涵与精神实质，奠定再生产的坚实基础，又要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语境，以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资源。近年来，《典籍里的中国》《寻古中国》《简牍探中华》等一系列文化类节目，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沃土，有力地构筑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阵地。

精神内核再生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精神内核再生产的关键在于巩固和增强文化的主体性，以当代中国的精神需求和时代课题为坐标，主动对传统精神资源进行选择、阐释与重构。以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和传播的同时，需避免泛娱乐化、快餐化倾向消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符号体系再生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经典文本、器物、礼仪、艺术等形式存世，其原始形态不可避免地携带着诞生时代的特定语境、认知框架与表达方式。如果仅满足于训诂考据与形制复原，容易使其成为与现代社会生活脱节的“文化标本”。符号体系再生产的核心在于根植中国实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文化发展问题，运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思维、语言和问题意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体系进行解码与重新编码，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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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叙事话语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转型与意义再生产的深度融合，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转型，在于通过符号系统的意义再生产掌握叙事话语权和主动权，以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对于国内传播而言，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当代生活，使其成为滋养民族精神、形塑社会价值、增强文化自信的不竭动力。第一，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根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现从教材、课程到校园文化建设贯穿大中小幼的一体化教育。依托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开展常态化、公益性的讲座、展览体验活动，使之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抓手。第二，数字化赋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渠道。充分利用官方媒体、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网络视听、数字博物馆等新媒体资源，搭建多元立体传播矩阵，汇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合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新媒体的创作与传播。以AI等智能技术为载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数字化保护和开发，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空间。第三，产业融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深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旅游、文创、设计、娱乐等产业深度融合，创造兼具文化内涵与市场吸引力的产品与服务。故宫、敦煌等超级文化IP的打造让文物、历史与美学深度融入现代消费，以文创产品为纽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传播的核心任务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通过创新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叙事内容、叙事载体，向世界展现更立体、更生动的中国形象。一是构建多元化的叙事生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有着许多共通性的价值理念，能够在不同民族文化与群体间搭建“沟通桥梁”，如诚信、友善等品质能够跨越地域与语言障碍，引发广泛情感共鸣。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创作中融合国际动画语言与叙事经验，以现代多元化叙事讲好中国故事，以独特的视觉语言成功融入国际传播语境，突破了不同文化圈层的壁垒，体现了跨文化共鸣的力量。二是凝聚多元叙事主体的传播合力。积极利用全球流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国际书展、电影节、艺术节等主流渠道进行内容分发与推广；鼓励和支持国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文化机构在海外设立分支，或与当地优质内容制作方、发行方、平台方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升级。鼓励海外留学生、华人华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国际友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传统文化故事。三是激活数字化载体的创新动能。借助社交媒体、短视频、网络游戏、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等数字媒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突破物理与符号的边界，在交互、感知与再创作中实现动态生成。整合VR/AR、元宇宙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文化体验项目，让海外受众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获得直观、深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浸体验。积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开发+衍生开发”的转化链，借鉴国外文化IP开发经验，将原创文化IP的推广纳入国际文化交流体系。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