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中国人，居然是他？

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人？

这问题的答案，千人千面

如果让李硕回答，我猜他很可能选周公

李硕在3年前出版的现象级史学著作《翦商》中指出，周公通过“制礼作乐”的系统性改造，终结了殷商神权暴力祭祀传统，奠定了以德政礼法为核心的华夏伦理政治秩序

他是历史叙述的塑造者、文明转型的工程师、政治体系的构建者，华夏文明或中华（汉）传统文化的根基，滥觞于周公

想聊这个大众鲜有关注的上古史学问题，还是因很多国人对俄乌战争、中日关系、潜在台海冲突的看法，以及最近很火的充斥大汉族主义暴论的“1644史观”，都和我一直推崇的普世价值内核冲突

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类的普世价值合一起，看一种思想是进步or退步，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文明

现代汉语“文明”是古词新用，明治维新时日本学者选用汉语古典词“文明”对译“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源于拉丁语civis（公民），指城市化、社会开化的进步状态

文明对应的是野蛮，不讲道理，谁胳膊粗听谁的，直接用暴力解决矛盾，获取资源

后来又将其内核拓展，乱穿马路、随地吐痰、出口成脏也被视为不文明现象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从野蛮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

3000年前的上古时代，人类文明还处于小范围零星分布状态，文明底色还很不扎实，表现在很多统治者残暴嗜血，视人命为草芥

同时，为洗脑民众，维护统治，统治者有将自己和王族神圣化的冲动，最典型的就是古埃及

殷商也一样

天坛祈年殿中央的牌子上写着“皇天上帝”，把God翻译成“上帝”就从这来的，后来被一些基督徒拿来论证中国人自古信上帝，就有点扯了

殷商信仰的并非独一神，而是三个层次的神祇

最上层的“帝”或“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神，控制自然力量、战争胜负和王朝命运，但不直接享受祭祀，而是通过次一级的祖先神间接沟通

有点类似天主教的圣母，王室祖先死后会陪在上帝身边，同样拥有神力，可向上帝转达祈求

最下层的是日月风雨雷电山河土地等自然神，这些神灵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商人通过定向祭祀祈求农业丰收

出土的甲骨文大多记载的是占卜与祭祀，说明殷商时期的宗教和上古时代其他文明差不多，也是一种很原始的巫术，类似萨满教，今天在神道教和藏传佛教中依然能看到原始萨满的影子

商王经常将战俘（如羌人）作为祭品杀掉，或在王室成员死后将其奴隶或亲信处死陪葬，以供神灵和祖先在另一个世界享用

用现代人眼光看，如此残忍，何不反抗？

因为洗脑太深

商王既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最神圣的大祭司，垄断了与祖先/上帝沟通的权力，殷商也是类似中世纪欧洲和今天伊朗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殷商从建立伊始，就有意识把人祭作为维持血腥恐怖统治的重要手段，既把王室神圣化，又起到恐吓民众的作用

而《翦商》则将祭祀环节中的人祭拔高到整个殷商信仰乃至政治体系的核心

其他上古文明多少也有类似的人祭现象

比如商周之际崛起于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被认为是 史上第一个跨民族统治的大帝国，以极端的战争暴力和残酷屠杀著称，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祭祀战神阿舒尔的方式

中美洲独立发展的古印第安文明更像，最早是同样商周之际诞生的奥尔梅克，并被后来的玛雅、阿兹特克传承，也拥有发达的历法、精美的玉器，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祭制度，甚至还有被视为“纯净”的婴儿祭祀，因为神灵的力量需要定期用“生命能量”滋养，否则宇宙会失衡、太阳将不再升起

虽然上古文明各有文化独创性，但大多存在宗教神秘主义和暴力人祭现象，像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时代的古希腊那样鲜有人祭发现的，反是异类

原因可从马克思的阶级分化理论展开，也可从古人对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和对死亡的恐惧入手，也可能出于战争或减少人口压力的需要，这不重要

我想说的是，用中国处于半封闭环境的地理决定论来解释独特的大统一帝国能逻辑自洽，但那是后话，青铜时代的古中国文明，并不具有超越时代的独特性

文明早晚要前进，人祭这种野蛮现象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世界范围看，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的所谓“轴心时代”，孔子、老子、释迦摩尼、筏驮摩那、琐罗亚斯德和古希腊先贤集体闪亮登场，他们的理论将人类文明大幅推进，是第一次思想大革命

细分看，不同文明进步的方式，又截然不同

古埃及早期也有陪葬人祭现象，后期逐渐废除，转为更实用主义的仆从雕像陪葬

就在殷商鼎盛时期，埃及出现了史上最富争议的法老——阿肯那顿

他老婆是被誉为古埃及第一美人的内费尔提提，她那尊著名的彩色半身像现藏于柏林新博物馆，严禁近距离拍照

他死后继位的儿子叫图坦卡门，名气更大，因为他的陵墓是唯一保存完好的法老陵墓，尤其是那具存放于埃及博物馆，压根不让拍照的黄金面具

图坦卡门墓能被长期掩盖不被盗，正因为后世法老想消除他父亲 阿肯那顿激烈的宗教改革痕迹

原始人类有一种多神崇拜本能，只要神祇们各司其职，祭司和神婆就能名 正言顺把祭祀活动搞复杂，让自己显得更专业，油水也更多

久而久之，祭司集团就会成为一股尾大不掉的政治力量， 阿肯那顿想夺权，与利益集团一刀两断，就得釜底抽薪，废除传统的多神崇拜，独尊太阳神阿顿，并 取消祭司作为神人沟通的中介职能，宣称只有自己和王后才真正了解阿顿的神谕

太阳神的形象也不再是之前拉或阿蒙神那种 人身动物首，而是简单的太阳圆盘

可惜这种更抽象而普世的一神教改革过于超前，失去权力和财富的祭祀和官僚集团集体抵制，看不懂的老百姓也不拥护，导致阿肯那顿死后改革迅速流产

阿肯那顿死后半个世纪，古埃及迎来了第十九王朝的第三位法老，大名鼎鼎的“埃及乾隆”—— 拉美西斯二世

主流学界认为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摩西的宗教改革同样指向一神教，但不同于 阿肯那顿依靠王权强行改革，摩西采用了独一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独特方式，成功建立整个民族传承至今的文化内核——犹太教

还是以人祭为例

古代以色列人所生活的闪族文化圈充斥人祭现象，用于 取悦神灵、求福避灾

这里说的“神”，圣经里也多次提到过，比如巴力和摩洛

但摩西五经中多次谴责人祭为“可憎之事”，视其为巴力崇拜的标志，后世先知耶利米等也发表过类似言论

最知名的还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说明亚伯拉罕时代的迦南的确有献祭儿童的宗教传统，但上帝只想test亚伯拉罕的信心，并在下刀时明确喊停，最后以公羊替代

通过这次test的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喜悦，被赐福为“万国之父”，也就是今天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共祖

这种来源于不可撤销/修改的人神立约的全新一神教，暗藏了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的种子

比如强调顺服、和平、怜悯和仁慈，这就站在了野蛮残暴的对立面

耶稣说神爱世人，以致于送我来做你们的替罪羔羊，我内心柔和谦卑，愿你们平安

穆罕默德说真主是 至仁至慈的主，伊斯兰本意就是和平，目标是实现内心的平安、社会的安定及后世的救赎

所谓亚伯拉罕三教同体异支，就这么来的

再如上帝面前没人有特殊性，哪怕国王犯错，上帝一样惩罚（无论大卫王、所罗门王还是后续北以色列/犹大国的王），没人能超越神所定律法的约束

发展到后来，才有了独立宣言里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今天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还有对社会正义的朴实追求

摩西律法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保护穷人、孤儿、寡妇和外邦寄居者的条款， 甚至还规定“十一奉献”（拿出收入1/10）中的一部分，给需要帮助弱势群体

“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后来耶稣和穆罕默德，虽身份地位和行事风格不同，但都喜欢和备受欺凌最卑微的社会边缘人打成一片

要知道，当时全世界都处于奴隶社会，这种对正义的追求，远超时代

摩西时代距离轴心时代还有700年，摩西伟大的宗教改革带领以色列人率先跃入下一阶段文明

注意，我这不是在传教，只是客观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宗教起到的客观作用

以色列人原创的一神教的确比当时全世界普遍信奉的多神教更高级、更普世、更经得起逻辑推敲，但依然是“神本位”

而神日常不会出来说话，神谕解释权甚至连知识本身都被祭司集团垄断，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当然这是后话了

摩西的时代，中国也正站在分水岭上，那就是《翦商》的副标题——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上面说的这神那神的，今天多数中国读者会感到陌生，就因为3000年前周人成功推翻殷商残暴统治后，周公不像摩西把原先商人信的残暴的多神教转变为更仁慈的一神教，而是彻底“去宗教化”

商人的祭祀不具有道德审判功能，更接近单纯的交易性质，神灵不会因献祭者品德好坏而降福/降灾，只根据祭祀是否虔诚周到决定

周公觉得这套理论不好，会让权力不受约束的统治者对滥杀无辜毫无敬畏之心，应该反过来，祭祀重要的不再是祭品，而是统治者自身的德行操守，你按上帝要求好好治国，就赐福于你，反之，不行仁政反施暴政，上帝就降祸于你

所谓“上帝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问题是，此前殷商对超自然的最高主宰已用了“帝”或“上帝”的概念，如果180度强行改变“上帝”形象，类似阿肯那顿的宗教改革，百姓不易接受，容易流产，所以周公索性放弃“帝”的概念，改用今天中国人更熟悉的也更抽象的另一个概念——

“天”或“老天爷”

由此，周公提出了他的核心理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天命”，周王又称“天子”，但天命随时可能转移，是否转移的依据来自统治者自身德行，德行败坏，政权就会被推翻（德不配位）

如果天不下雨，庄稼歉收，不是献祭不够诚恳，祭品不够丰盛，而是统治者自己德行出了问题，你得反思、忏悔、饿肚子，祈求上天宽恕

所以周公把商的末代君王帝辛（殷寿）描绘成十恶不赦、荒淫无道的暴君，什么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的罪名全按他头上，还给他封了“纣王”这个带有强烈贬义的名号

但事实上，帝辛文武双全，聪慧过人，为了进一步削弱神权和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中央王权，他也在做类似阿肯那顿的改革，引起商朝内部贵族强烈不满，严重动摇了统治根基

而牧野之战的失败，更多是军事战略失误的结果，并非个人昏庸

当时主力精锐正在山东苏北一带平定东夷，来不及回师，临时凑的奴隶部队心怀怨恨，阵前倒戈，才导致商周之变

相反，对周文王周武王的描绘则极尽褒奖

相应的，商王朝之前还得有个夏王朝，同样因末代君主夏桀残暴无德，才被有德之君商汤取代

这叫“天道”

如此一来，这套天人感应的历史叙事就能逻辑自洽，令人信服

按照《翦商》推论，为彻底改造华夏文明基因，周公还有意识销毁了商代人祭的文字记录，既避免后人怀疑自创的全新叙事，更不让后代统治者知道治国原来还能玩这么“花”…

统治者身份从“鬼神代言人”转变为“道德示范员”，即用道德礼法取代宗教信仰后，华夏文明开启了比以色列更进一步的早熟之路——从神本位转向人本位！

为配合统治思想重大转型，还用政治上的分封制、经济上的井田制、社会上的宗法制和仪式上的礼乐制进行配套

老百姓不再那么关心鬼神之事，自然把更多精力花在世俗上

这才有了后来孔子说的“敬鬼神而远之”，才有了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战国乱世礼乐崩坏，儒家没市场，不讲仁义道德、统治手法残暴的法家思想最终帮始皇一统天下，但没法和周公以降传承千年的文化相抗衡，最终兜兜转转，还是在武帝时重新独尊儒术

到了再次礼崩乐坏的魏晋南北朝，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家又不好使了，主打躺平无为的道家和佛家趁机崛起

经唐宋流变，最终在南宋形成以儒家为核心，三教合一，并在元明清一脉相承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

夏商周被统称为“古三代”，在“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的顺口溜里，被后世国人普遍认为类似元明清一脉相承的王朝

其实这段历史跨越一千多年，三者性质迥异

夏是非典型的部落联盟，“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过渡期，统治合法性源自英雄的余威（禹的功绩），所以夏王更像“盟主”，但对周边部落的控制力很有限

商是典型的部落国家，极度迷信+恐怖的神本位文明，商王垄断与神对话的权力，统治合法性源自鬼神的授权

周是天下一家的封建国家（宗法制家族国家），崇尚礼乐道德的人本位文明

商周之变，绝不是简单的王朝更迭，更非一脉相承，而是华夏文明彻底的断骨再造，具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

正因周公建的这套文化内核叫“轻鬼神，重道德”，等级森严但又蕴含温情，崇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的价值观，使中国人形成了温润顺从的民族性格

一方面利于皇权维护统治，另一方面也减少社会内部摩擦，使文明在面对自然灾害和外敌侵入时，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可塑性和同化能力

后来逻辑更严谨、组织更严密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时，虽然我们本土的道教理论混乱，不是对手，但也没被完全同化，也不像印度那样，整个文明被伊斯兰教彻底撕裂，内斗不止

若没有3000年前周公苦心孤诣的“蒙骗式”改革，让全民族集体患上“失忆症”，以“礼乐”代“血祭”，把祭祀从讨好鬼神的交换方式变成怀念祖宗的伦理仪式，我们引以为傲的这套华夏传统价值观还会否存在，难说嘞~

因为3000年前的奥尔梅克文化中的人祭传统一直延续到几百年前的玛雅/阿兹特克时代，没有人为刻意阻断的话，这种剥皮献祭的残忍习俗就能一直延续下去，直到西班牙殖民者入侵才被强行切断

华夏文明的幸运在于，3000年前，一个叫周公的人，早早把我们从这种恐怖循环中解救了出来！

3000年前，在东方和西方，周公和摩西几乎同时开启了远超时代的思想大革命，使华夏文明和以色列文明，长期成为独步天下的两大特质文明

但到近代，两种文明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却大相径庭
一神教上帝信仰，长期剥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经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后，终于由文艺复兴吹响了人本位重新崛起的号角，经宗教改革淬炼，最终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第二次思想大革命中，完成现代意义上普世价值的构建
周公改革虽让华夏文明成为唯一没被原始教条锁死的上古文明，我们不再恐惧“反复无常的神”，也无需担心“说一不二的神”，敬畏对象变成“内心的德”
但内心良知的约束力显然不如那威严可怕的神
西方人的道德感源自上帝审判，我行善是给上帝看，违背道德就是背叛真理
中国人（包括日韩）的道德感源自耻感文化，我行善是为做个体面人，不违背道德是不想在乡里乡亲面前丢脸
所以国人的道德约束更易在熟人社会的交往中发挥作用，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得在人面前体现出谦谦君子的模样
但如果身边都是陌生人，不会影响对我的道德评价呢？
那做不文明行为的道德压力就会小很多
网络更是隐名的公共空间，所以喷子特别多，但两个喷子一旦线下经第三方朋友介绍见面了，那三观再不合也不会马上对喷，所谓见面三分情，伸手无打笑脸人
可见，中国人重“私德”，轻“公德”
更可怕的是，一个人的时候，能否守住道德底线（慎独）？
王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问题是没有全知全能永生神7*24小时无死角全天候监控和生前死后各种报应等着，几人能做到一辈子光明磊落？
这也导致国人习惯结果导向，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这一切只能做，不能说，一个眼神你懂的~
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天地就算知道又如何？
进而形成性格上的虚伪：用满口仁义道德换来好名声，同时又包裹内心真实欲望——金钱、美女、权力……
即“伪君子”
同时，儒家鼓励精英把时间精力都花在研读圣贤书上，因为古人早建立了一套完美社会的理论体系，只要认真研读，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久而久之，所有精英都把科举当官作为最高人生目标，不忘初心的还能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只要世俗成功与享乐的，就整天梦想升官发财死老婆，那当官的能不贪吗？
于是文明越来越趋向保守，对未知世界探索欲越来越小，对颠覆性事物和观念的警惕心和排斥感越来越强
这种情况在安史之乱后越发明显，到崖山之后积重难返
沈括这样的天才只有政治生命终结，被贬谪软禁，万念俱灰，没人能说话，闲得发慌才想起写《梦溪笔谈》，而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作为王安石左右手往死里整苏东坡的光辉岁月……
到了明代，海瑞这种“不懂人情世故”的清官，反而像“活化石”，成了官官避之不及的异类
这种社会环境，怎么可能产生科学革命？ 礼乐制度带来了社会安定，人人“脚踏实地”，也严重削弱了创新土壤，不再“仰望心空”

还有，道德是一种能定性难定量的人际交往准则，有些复杂的尖锐矛盾，光靠道德说教无法解决

但以和谐为最高目标的礼乐文明，习惯倾向掩盖深层矛盾，用和稀泥的方式形成表面和解

有矛盾也别一堆人举牌子挡路上大呼小叫，影响多不好，你可以打12345投诉呀，放心，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们一定会给你回复，哪怕很无厘头的投诉事由都要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而现代契约文明则更倾向就事论事，直面冲突、剖析本质，直到博弈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能定量分析的解决方案

如果深层次矛盾长期在地下累积，最终只能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如王朝更替）集中爆发

传统中国道德约束手段遇到了新问题，西方也一样

因为进入现代社会，越来越多西方人不信上帝了

不信有上帝随时看你有没有做坏事，也不怕死后审判，如何约束人不作恶呢？

这也是我在修订《谦卑识真理》第四章《信仰危机》时修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15年前我认为人类社会核心问题在于信仰危机

但有些次级危机，如生态危机，在国人信仰未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单靠政府强力施政，就得到很大程度缓解

更要命的是，我开出的社会问题终极解药：全民重建信仰，根本不可能实现

过去30年，全球宗教信仰变化呈现两大趋势

一是“南升北降”

穷国信宗教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信基督教的快速增长

但发达国家快速世俗化，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来越少

二是伊斯兰教与无特定宗教信仰者（包括无神论、不可知论）双增长

前者主要靠高生育率代际传承，后者则走出中国（过去认为无神论者绝大多数在大陆），在全球发达国家大幅增长

但由于无神论者和低生育率人群高度重合，信仰难以代际传承，长期看，穆斯林绝对占比会更高

现代社会，信仰越来越退出公共事务，成为非常私人的选择（除了某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那是另一个棘手问题，此处不展开）

所以摩西开拓的信仰之路，如今更适合作为内生动力，用来“慎独”，防范他人看不见，法律也无法触及的内心深处的“隐蔽之恶”

周公开启的教化之路，更适合作为人际协作的社会规范，让不同背景的人在没有三观共识的情况下，依然能和平共处，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摩擦
我写这篇文章，同样有这个目的
但如果一个人既没内在信仰约束，又不要脸，完全不在乎别人的道德批评呢？
所以现代社会，不管以色列那套传统信仰约束还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教化，亦或其他古文明传统精华，都只能做补充
现代社会的基石，还是普世价值
比如健全宪政民主共和制度，进一步完善法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选择性执法，利用童叟无欺的明规则，建立契约社会，约束每个人的作恶冲动
在不违法的领域，则充分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
再如AI时代，度让一部分公民隐私权，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强化监控，进一步压缩“隐蔽之恶”不被发现的空间
不可能让每个人都信仰上帝，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道德圣人，唯有形成对普世价值的共识，才能确保没有任何人能像古代暴君，随意践踏他人的生命与尊严

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