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到权艺 赵长青的“艺术生涯”

深秋，北方的风已经带了点凉意。某省会城市一家小型拍卖公司的展厅里，灯光打在玻璃展柜上，反射出一片虚虚晃晃的光。
那天的拍卖图录上，有一幅不起眼的书法作品，纸本横幅，四个大字：“厚德载物”，署名“赵长青”。拍卖公司给的估价是8000到12000元。现场几位老藏家翻到这一页时，只是轻轻扫了一眼，就摇摇头：“这字，结体松散，用笔犹豫，连市级书协会员的水平都够呛。”
拍卖开始后，前面几件拍品按部就班地成交，气氛平平。轮到这幅“厚德载物”时，拍卖师懒洋洋地报出起拍价：“8000元，第一次。”场下一片安静，几乎没人举牌。就在拍卖师准备说“第二次”的时候，后排有人举起了号牌：“1万。”紧接着，又有人举牌：“2万。”随后，“5万”“10万”“20万”……价格像被什么无形的手推着往上窜。短短三分钟，这幅估价不过万元的字，被抬到了120万元。拍卖师的声音明显有些发飘：“120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成交！”木槌落下，掌声稀稀拉拉，几个真正懂行的人脸上写满了疑惑：“这字，怎么就值120万了？”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幅字的作者赵长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副主席；而那位“神秘买家”，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个正在排队等待书协审批会员资格的商人墨客。

这场看似普通的艺术品拍卖，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钱交易：表面上，是商人“高价收藏”了一位“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实际上，是他用120万，买了一张通往权力圈子的门票。若干年后，当纪检机关翻出这场拍卖的记录时，他们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类交易的本质：“这不是在买字，这是在买官、买身份、买资源。”
赵长青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书法家”自居的。他早年在地方工作时，公开身份只是一名普通干部，既没有书法专业背景，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正规的书法比赛。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他调入中国书协之后。2005年，他从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任上调入中国书协，担任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
上任之初，他曾向组织明确表态：“自己不是搞书法的，三年内不参加展览。”这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仅仅三个月后，他就把自己的作品挂上了大型展览的墙面。那天，他站在台上，深色西装笔挺，案几早已摆好，宣纸铺展，砚台里墨香氤氲。主持人热情地介绍：“下面有请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赵长青先生，为大家现场挥毫！”掌声响起，赵长青提起毛笔，略一沉吟，写下“翰墨传情”四个大字。字写完，台下有人带头叫好，有人拍照，有人鼓掌，闪光灯此起彼伏。后排几位练了几十年字的老书法家却悄悄皱了皱眉：“这字，基本功都不扎实，结构松散，笔画无力，也就是个老干部体。”但他们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们清楚，坐在台上的这个人，掌握着一个关键权力：谁能进中国书协，谁能当理事，谁能当副主席，很大程度上由他说了算。
赵长青显然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上任后不久，就打破了书协内部“三年不参展”的惯例，开始频繁出席各类笔会、展览、论坛。他的名字，迅速和“书法家”三个字紧紧绑在一起。在一次内部饭局上，他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官的收钱，不是贪污就是受贿；我收钱是稿费，既不犯法又不犯罪，顶多交点税。我收钱，不用躲，不用藏，直接存银行；不怕警车叫，照样睡好觉。”这句后来被办案人员反复提及的“顺口溜”，几乎可以视作他对自己敛财模式的精准总结。
从那以后，他开始系统经营自己的“艺术人设”：到处题字，给企业题，给学校题，给酒店题；到处办展，在北京办，在地方办，在境外也办；到处出书，一本又一本作品集，封面上印着“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等头衔。
每一次题字、每一场展览、每一本画册，背后都有真金白银在流动；有人帮他安排“出场费”，有人帮他谈“润格”，有人帮他统计“作品销量”。一个从未接受过系统书法训练的官员，就这样被包装成了“书法名家”。而这，只是“用一幅画洗干净一个亿”的第一步：先把自己，变成一个“有价值的艺术家”。
在赵长青的会客室里，挂着一幅他自己写的“天道酬勤”。来拜访他的人，很多都会先抬头看一眼这幅字，然后笑着说：“赵书记的字，越来越有味道了。”说这话的，有地方书协负责人，有想入会的“书法家”，也有拿着项目来的商人。
其中，有一位来自山西的老板李某，第一次见到赵长青是在一个笔会上。那天，他站在一旁，看着赵长青挥毫，然后小心翼翼地上前递上名片：“赵书记，我是做文化产业的，一直很仰慕您的字。”赵长青点点头，把名片随手放在一边。

几天后，李某又出现在赵长青的办公室门口，这一次他带了一个精致的锦盒，里面是一块上好的砚台。寒暄几句后，他话锋一转：“赵书记，我想加入中国书协，您看，能不能给个机会？”赵长青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片刻后才开口：“入协会，要看艺术水平，不能随便开后门。”李某赶紧点头：“是是是，我也想提高自己的水平。”赵长青顺势说：“这样吧，你可以先收藏一些我的作品，多看看，多学学。”李某心领神会。

几天后，他通过中间人“买下”了赵长青的几幅字；没有正式合同，没有市场估价，只有一张简单的收据，上面写着“稿费”。但李某心里很清楚，他买的不是字，是一个“准会员”的身份。后来，当他如愿拿到中国书协会员证时，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他和赵长青并肩而立，背景是一幅写着“厚德载物”的字，配文是“艺术之路，刚刚起步”。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条路的“起步费”，是几十万现金。
在赵长青案中，办案人员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洗钱链条”。
第一步，是用“稿费”的名义收钱。李某第一次想给赵长青送钱时，是准备用现金的，他把一个装着几十万现金的纸箱悄悄放在办公室角落。赵长青看了一眼，皱了皱眉：“你这是干什么？拿走。”李某一愣，赵长青顿了顿，又说：“你要是真喜欢书法，可以买我几幅字。”几天后，那箱现金变成了几张写着“稿费”的收据。对赵长青来说，这是“合法收入”；对李某来说，这是“文化投资”；对权力来说，这是一次完成得极为顺滑的利益输送。
第二步，是用拍卖和“托儿”抬高价格。光有“稿费”还不够，要想把这几十万、几百万真正变成“洗干净”的钱，还需要让这些字在市场上“看起来很值钱”。于是就有了开头那场拍卖会：一幅估价8000元的字，被拍到120万。
举牌的往往不是真正的藏家，而是商人安排好的“托儿”：有的是拍卖公司自己人，有的是和商人有业务往来的老板，有的甚至就是行贿链条上的一环。他们不在乎这幅字到底值不值钱，只在乎这幅字的“交易记录”能不能成为日后的“证据”，证明这笔钱是“市场行为”，不是“行贿”。一旦有了这样的“市场记录”，赵长青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看，我的字，就是值这个价。”
第三步，是用“投资收益”的名义完成最后洗白。当这些字在不同拍卖会上被反复“转手”，价格被一次次推高时，另一个魔术开始上演，把行贿的钱变成“投资收益”。举个简单的例子：商人A用100万“买”了赵长青的一幅字，两年后这幅字在某拍卖会上被商人B以300万“拍走”，而商人B其实是商人A的合作伙伴，甚至就是同一利益链条上的人，最后这幅字再回到商人A手里。
从账面上看，赵长青有了100万“卖字收入”，商人A有了200万“艺术投资收益”，但这300万，本质上可能都是从某个项目里“挖”出来的国有资产。通过这样的操作，非法所得被包装成了“艺术投资收益”，在账本上干干净净。办案人员在复盘这类案件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们不是在收藏字画，他们是在用字画给黑钱洗澡。”
赵长青的“艺术价值”，本质上是权力的衍生品，而中国书协的会员、理事资格则是他最值钱的“筹码”。
他上任后，通过调整政策规定、放宽入会限制、拓宽理事增补渠道等方式，把本应凭专业水平准入的协会门槛，变成了可以买卖的“生意”。为了让自己的“书法作品”更有“市场”，他还处心积虑发展行政部门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入会，编织庞大的“关系网”，既可为企业老板朋友承揽工程项目牵线搭桥，又能通过这些“特殊会员”的追捧抬高自己的“艺术身价”。
黑龙江省某市人事局干部郭某某违规获取二级美术师资格，赵长青明知其职称虚假，仍违规将其调入中国书协，事后收受对方在生日和母亲丧事期间送上的礼金11万元。据起诉书指控，2006年至2019年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获批会员、当选理事、协调工程项目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86.65万元。
在长达13年的任职期间，赵长青独断专行、恣意放纵，完全抛却工作职责，深陷名利场不能自拔，对整个书法行业的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直至2019年10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宣布其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场以艺术为名的贪腐盛宴才迎来终结。
2020年7月，他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同年8月，在山东德州中院一审开庭时，他当庭表示认罪悔罪；11月30日，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四十万元，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及其孳息依法没收上缴国库。面对办案人员，这位自封的“书法家”终于坦承：“我就不是一个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