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月薪7500母亲让养侄女，沉默半晌说：妈，你忘了弟弟吗？

他月薪7500母亲让养侄女，沉默半晌说：妈，你忘了弟弟吗？

傍晚六点半，陈建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出租屋，手机屏幕亮起母亲的来电。他看了眼桌上还没拆封的外卖，按下接听键。

“建国啊，下个月开始，你每个月给婷婷打两千块生活费吧。”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平静得像在说今天买菜花了多少钱。

陈建国握手机的手紧了紧：“妈，我工资才7500，房租就要两千……”

“你是大伯，现在你弟弟不在了，你不帮衬谁帮衬？”母亲打断他，“婷婷才初二，你忍心看她读不起书？”

电话那头传来小女孩隐约的抽泣声，陈建国的心像被什么攥住了。他走到窗边，看着城市渐次亮起的灯火，那些光点模糊成一片。

“妈，”他声音很轻，“你忘了弟弟是怎么没的吗？”

电话那头突然寂静，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

二十年前的夏天，陈建国记得弟弟陈建军拿到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蹲在门口抽了一下午烟。晚饭时，父亲哑着嗓子说：“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建国成绩好，让他上吧。”

那年陈建国十八岁，弟弟十六岁。第二天清晨，建军把自己的通知书塞进灶膛，火光亮起时，他眼睛比火还亮：“哥，你去读书，我去打工。”

陈建国去省城读大学那天，建军送他到车站，塞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皱巴巴的八百块钱。“哥，好好读。”他笑得灿烂，可陈建国看见他手上贴着的创可贴。

大学四年，建军每月准时汇钱，信里总是写“厂里效益好”、“我涨工资了”。直到大四那年，陈建国偶然从老乡那里听说，建军在工地干活，从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他连夜赶回去，看见弟弟左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建军咧嘴笑：“没事，就是有点瘸，不耽误干活。”

母亲坐在病床边抹眼泪，父亲蹲在走廊尽头，背影佝偻得像棵枯树。陈建国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后来他毕业工作，每月给家里寄钱，建军却总是拒收：“哥，你留着娶媳妇。”直到建军结婚时，陈建国执意出了全部彩礼，那是他工作三年的积蓄。

婚礼上，建军敬酒时眼眶通红：“哥，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新娘婷婷妈站在旁边，笑容温柔。

可是好景不长，婷婷三岁那年，建军在工厂值夜班时突发心梗，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医生说，长期过度劳累导致的。

葬礼上，母亲哭晕过去三次。陈建国抱着懵懂的婷婷，看弟弟的遗像，那笑容定格在二十九岁。

“妈，”陈建国打破沉默，声音沙哑，“建军当年就是为了供我读书，才累垮了身体。现在你又要我为婷婷拼命，是不是我们老陈家的男人，都要这样一轮一轮地为下一代耗尽？”

电话那头传来压抑的啜泣声。

“我不是不想帮婷婷，”陈建国看着窗外，这座城市他待了二十年，却依然觉得陌生，“但我今年四十二了，没结婚没买房，每天加班到深夜。妈，我也是个人，我也会累。”

他想起上周体检报告上的“高血压前期”，想起抽屉里没吃完的胃药，想起房东又一次提醒下个月涨房租。

“每个月一千，”陈建国最终说，“我只能拿出这么多。其他的，咱们再想办法，好吗？”

挂断电话后，他打开外卖，饭菜已经凉透。手机屏幕暗下去之前，他瞥见屏保照片——那是建军结婚时，兄弟俩的合影，两个年轻人笑得没心没肺。

陈建国慢慢吃完冰冷的饭菜，然后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兼职”。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那些细纹在阴影里格外深刻。

窗外夜色渐浓，这座城市从来不相信眼泪，只相信银行卡余额。而有些责任，就像血脉里的烙印，一代传一代，不知何时才是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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