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深秋,北京正阳门的砖缝里还嵌着八国联军的弹壳。
慈禧銮驾从西安回銮,黄土垫道的街面上,百姓跪得密不透风。她掀开车帘,看着残破的城楼,指甲深深掐进绢帕。而紧随銮驾的庆亲王奕劻,正低头把玩着一枚新得的翡翠扳指,神色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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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慈禧被钉在“亡国妖后”的耻辱柱上。可翻开《清史稿》与庚子事变的密档才发现,真正用银子和主权挖空大清根基的,正是这位满脸堆笑的庆亲王。
道光十八年的庆王府,寒酸得像寻常民宅。奕劻出生时,父亲绵性只是个边缘辅国公,连王府的门都进不去。
十二岁那年,奕劻袭了个“辅国将军”的虚衔,还没焐热,父亲就因行贿被流放盛京。家里的米缸见了底,他只能揣着笔墨沿街卖字,楷书摹的雍正笔迹,竟成了糊口的本事。
北风里冻红的手指,让他认准了一个理:钱和权,缺一不可。
咸丰年间的一次偶然,给了他翻盘的机会。慈禧还是懿贵妃时,常给弟弟桂祥写信。桂祥是个睁眼瞎,便托同宗的奕劻代笔。
奕劻把信写得熨帖极了。慈禧问家常,他添上“桂祥弟躬耕南园,自得其乐”;慈禧探朝局,他连夜打听,把“恭亲王近日议事颇勤”写得详实。慈禧越看越顺眼,记下了这个会办事的宗室。
咸丰十一年,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垂帘听政的第一道旨意,就给奕劻升了官。三十四岁的他站在太和殿丹陛上,腰杆挺得笔直,却把恭谨刻进了骨子里。
他从不和慈禧唱反调。恭亲王奕訢因“刚直”被罢黜,醇亲王奕譞因是光绪生父被猜忌,唯有奕劻,永远垂着手说“太后圣明”。
慈禧要修颐和园,朝臣上书反对,他却抢先说“太后颐养天年,乃国之福”,转头就帮着挪用海军经费;慈禧想废光绪,他揣着密诏连夜联络荣禄,把反对声压得死死的。
光绪十年“甲申易枢”,奕劻接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彻底攥住了外交大权。这个当年卖字为生的穷小子,成了大清朝的“外交总管”。
可他管外交的法子,不是研究条约,而是研究洋人喜好。英国公使爱马,他就送纯种阿拉伯马;法国公使嗜酒,他立马贡上三十年陈的杏花村。
庆王府的宴席,从早开到晚。水晶灯照得满桌银器发亮,洋人们举着香槟谈笑,没人知道,这桌宴席的钱,能供北洋水师买三发炮弹。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涌进北京,慈禧在顽固派撺掇下,向十一国宣战。奕劻吓得彻夜难眠,偷偷派管家给英国使馆送了封信:“战事与我无关,愿保贵国安全。”
八国联军破城时,慈禧带着光绪西逃,把烂摊子丢给奕劻和李鸿章。七十八岁的李鸿章咳着血谈判,奕劻却在庆王府收礼。
《辛丑条约》谈判桌上,列强要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李鸿章拍着桌子反驳,一口血喷在条约草案上。奕劻却拉着他的袖子说:“少争两句,免得洋人动怒。”
条约签字那天,奕劻的手都没抖。他盯着“赔款九亿八千万两”的数字,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各国公使许诺的“辛苦费”,足够他在汇丰银行存上一大笔。
李鸿章去世前,拉着奕劻的手哭:“庆王,你要救救大清啊。”奕劻点头应着,转头就把李鸿章的遗物——一副老花镜,赏给了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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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条约》后,奕劻成了铁帽子王,庆王府彻底成了“卖官交易所”。他定的价目表比户部账本还清晰:道台一万两,知府五千两,连国子监监生都要三百两。
北洋大臣袁世凯最懂规矩。每年奕劻生日,他都派亲信送十万两银票;奕劻的儿子载振娶亲,他直接包了五十万两的红包。作为回报,袁世凯的亲信遍布朝野。
光绪三十年,御史蒋式瑆上书,揭发奕劻在汇丰银行存了一百二十万两。慈禧派亲信去查,结果查账的人收了奕劻的银子,回奏“查无实据”,蒋式瑆反被革职。
最荒唐的是“杨翠喜案”。北洋道员段芝贵想当黑龙江巡抚,花一万二千两买了名伶杨翠喜,送给载振做妾,再给奕劻送十万两寿礼。
没过多久,段芝贵就穿上了巡抚的补子。事情败露后,慈禧下令彻查,奕劻却让载振把杨翠喜送走,最后以“查无实据”结案,弹劾的御史反被罢官。
民间编了打油诗:“庆王府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连宫里的太监都知道,要想当官,先找庆王府的管家递银子。
而被骂“误国”的慈禧,其实一直在做着复杂的挣扎。她支持洋务运动,让曾国藩办江南制造总局,让左宗棠收复新疆,让张之洞建汉阳铁厂。
甲午战争前,她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但也下旨给北洋水师增购军舰;戊戌变法时,她囚禁光绪,但也保留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的前身。
她的问题,是封建统治者的短视与贪婪,但她从未像奕劻那样,把国家主权当交易。八国联军侵华时,她西逃路上还下旨“招抚义和团,共抗洋人”,而奕劻却在和洋人密谈投降条件。
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和光绪接连去世,三岁的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想杀袁世凯,却被奕劻拦住。奕劻说:“杀了袁世凯,北洋军会反。”其实他是怕没了袁世凯的“孝敬”。
载沣没办法,只能罢免袁世凯,把他赶回河南。可北洋军的将领都是袁世凯的人,朝廷的军令根本调不动。这都是奕劻多年“卖官”埋下的祸根。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派北洋军镇压,可将领们按兵不动,只等袁世凯出山。载沣无奈,只能请袁世凯复职。
袁世凯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奕劻。两人关在书房里谈了一整夜,第二天奕劻就在朝堂上哭着说:“唯有让袁大人组阁,才能救大清。”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大清灭亡。奕劻拿着袁世凯给的两百万两“安置费”,搬到了天津租界,住着洋楼,娶了姨太,日子过得比在京城还滋润。
1917年,奕劻病逝。溥仪听说后,气得拍桌子,说要给奕劻定“谬”“丑”“幽”这样的恶谥。大臣们劝他:“奕劻是铁帽子王,定恶谥不合规矩。”
溥仪梗着脖子说:“他收袁世凯的钱,卖了大清,还有什么规矩可言?”最后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才给了个“密”字——“追补前过曰密”,算是留了点体面。
奕劻死后,他的儿子载振去汇丰银行取钱,才发现父亲的存款高达七百一十二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古玩字画和房产,而当时大清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八千万两。
《清史稿》评价奕劻:“庸碌无为,唯利是图,清之亡,实亡于奕劻。”这个评价,一点都不冤。
慈禧统治大清四十八年,有过荒唐,有过失误,但她始终在维护皇权的统一。而奕劻,用三十年时间,以“老实忠诚”为面具,把大清的官帽、军权、主权,都换成了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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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一只白蚁,悄无声息地蛀空了大清的根基。等到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看似庞大的王朝,瞬间就塌了。
如今再看晚清历史,我们不该把所有罪责都推给慈禧。她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也是统治者的代表,但真正把大清推入深渊的,是奕劻这样的蛀虫。
庆王府的翡翠扳指早已不知所踪,颐和园的画舫还在昆明湖上。那些被奕劻卖掉的主权,那些百姓背上的赔款,都成了历史的伤疤。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王朝的灭亡,从来不是因为一个“妖后”,而是因为一群“硕鼠”。当权力沦为敛财的工具,当忠诚变成卖国的幌子,再坚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
奕劻的名字,该和那些赔款条约、卖官账本一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苛责古人,而是为了警醒——永远不要让“奕劻们”再有生存的土壤。
天津的庆王府旧址,如今成了旅游景点。游客们看着精美的雕梁画栋,很少有人知道,这栋楼的每一块砖,都沾着大清百姓的血汗,都刻着一个王朝的耻辱。
夕阳照在旧址的朱门上,红得像血。仿佛在无声地诉说:贪婪从来都是最锋利的刀,它能斩断权力,也能葬送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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