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虹：教学型教授制度的上海实践：制度逻辑与执行困境

11月28日，由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主办、港科大（广州）教育创新与实践研究所承办的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圆桌会议顺利举办，会议聚焦“结构变革、教师画像以及制度挑战”，汇聚来自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美国欧林工学院及复旦大学等多所知名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围绕教师角色重塑、晋升路径与评价体系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致力于促进高校教师发展与评价体系的创新。复旦发展研究院刘虹副教授受邀参会并分享主题为“教学型教授制度的上海实践：制度逻辑与执行困境”的案例。

案例：教学型教授制度的上海实践：制度逻辑与执行困境

刘虹在分享中指出，当前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结构性困境。她以上海27所公立高校的实践探索为案例，系统分析了教学型教授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探索与深层挑战，为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改革提供了本土化视角。

刘虹首先从全球学术发展的宏观视野切入，指出教学型教授制度的设置实质上是对“学术资本主义”趋势下教学工作被边缘化的回应。她强调，中国高校长期面临类似困境，而在本土语境下推进SoTL实践、构建新岗位的发展路径，正是当前改革的着力点。2020年的“破五唯”教育评价改革，为这一改革提供了关键的顶层设计指引。

以上海高校为例，教学型教授制度设计主要围绕三大目标展开：为专注教学的教师开辟职业发展通道、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并以SoTL理念建立符合教学作为学术工作的评价体系。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设立新序列，重塑学术职业发展生态，从而提升教学工作的地位与价值。在已设立该制度的23所上海高校中，评价体系主要由教学、科研、基础条件三大维度构成。以副教授层级为例，教学相关指标约占1/3，科研要求约占40%，基础条件约占1/4。但深入分析表明，其隐藏逻辑是“仅靠教学表现不足以获评教授”，教学工作仍需科研式成果作为支撑。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与访谈研究，刘虹博士总结了当前制度面临的五大现实困境：一是制度目标与评审标准之间存在落差，有教师反映，实际评审中教学型教授的要求有时甚至高于教学科研型岗位；二是评价过度依赖稀缺性教学奖项，获奖概率较低，凭此实现晋升的教师比例极低；三是教师身份与职业认同困境，教学科研序列仍被普遍视为主流，教学序列晋升存在“天花板”；四是系统性支持不足，教师在课程与项目发展中的实质影响力、关键教学领导岗位通道以及教学发展中心等专业支持体系尚未健全；五是评价工具不足，教学成果“能见度”低，评价委员会往往只能依赖“可见且可计数”的奖项与论文，加剧了前述困境。

她进一步指出，这些表层困境根植于四大深层逻辑：“科研中心主义”的学术声望与资源分配体系，使得教学贡献难以获得对等的认可与相应的地位；其次是组织变革的路径依赖与风险规避，传统的评审逻辑与体系结构强大，习惯于将新序列吸纳回“仍需科研式证据才保险”的旧轨道；再次是教学成果本身的低可见性与高评价成本，目前暂时还缺乏可信、可比的证据工具；最后是教师个体在繁重工作量下的艰难抉择，投入教学创新可能意味着提高科研产出的机会成本，并可能对科研产出形成一定挤出效应，使得教学序列沦为“被动兜底”的受限选择，而非学者愿意主动选择的、有吸引力且受尊重的职业通道。

针对上述困境，刘虹为港科大（广州）等新型高校提出了系列前瞻性改革方向：首先应明确教学型教授岗位的独立学术价值，使其扎根教育学术的路径，而非科研序列的“低配版本”；其次需构建多维、动态的评价体系，从依赖稀缺奖项转向整合学生学习成果、同行观察、教学出版物等多元证据的“证据组合包”；同时应推动教学序列融入治理体系，让教学型教师在学校关键岗位中发挥作用；还需建设智能支持的教学评价基础设施，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追踪学生参与度以及学习成效，支持教学反思与课程重构；此外应构建教学学术社群与文化，邀请学生参与课程设计与教学反馈评价等，推动跨学科交流、学生参与及国际联结。

刘虹在总结中强调，真正的挑战不在于设立新岗位，而在于重塑其背后的资源分配与评价逻辑。新型高校如港科大（广州）拥有从头设计更连贯体系的独特机遇，有望使教学型教授岗位成为一个受尊敬、可持续的职业选择，最终走出一条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师多元卓越发展的新路径。

来源 |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红鸟鸣智教学，原标题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圆桌会议回顾：专家联讲”

排版 | 毕瑛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