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亲戚中新中国职务最高的是谁？表弟1950年已任副部

1950年，北京中南海的一张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刚刚拟定的人事名单。

当看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一栏填的名字时，不少审阅档案的人后背都渗出了一层冷汗。

这个名字叫竺可桢。

在那个讲究“根正苗红”的年代，用这个名字，简直是在政治雷区上蹦迪。

为啥？

不仅因为他是美国哈佛毕业的洋博士，也不光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所谓“院士”，最要命的是，如果你去翻翻奉化溪口的老族谱，会发现这人竟然是头号战犯蒋介石的亲表弟。

这就很有意思了。

一个顶着“蒋介石亲戚”帽子的人，没被清算，没被关押，反而在新中国的科技界坐上了副部级的高位。

很多人后来解释说，那是因为他学术牛，是“中国气象学之父”。

这话没错，但太浅了。

直到2014年，一批在美国拍卖会上曝光的私人信札，才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让咱们看到了这位科学家在乱世里是多么的“硬核”。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靠裙带关系升官发财，有人却用裙带关系给国家留点读书的种子。

这事儿还得从蒋介石那点不想让人知道的家务事说起。

大家都晓得老蒋是大孝子，对他妈王采玉那是百依百顺。

但很少有人提，王采玉嫁给蒋介石他爹之前，其实有过一段挺苦的婚史。

她头婚嫁的是邻村一个姓竺的小伙子，两人还生了个娃。

可惜命不好，丈夫和孩子没多久都病死了，王采玉那是心如死灰，后来才改嫁到了蒋家。

重点来了，这个早逝的竺姓前夫，跟竺可桢他爹，那是正儿八经没出五服的本家兄弟。

在旧社会，这就叫“实在亲戚”。

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两家一论资排辈，蒋介石得管竺可桢叫声表弟。

这可不是野史瞎编，美籍华人阮大仁在2014年公布的那几百封信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阮大仁他爹阮毅成，那是蒋介石的心腹，专门负责浙江民政的，这层关系他门儿清。

仗着这层“皇亲国戚”的硬关系，竺可桢在民国官场上那是相当“豪横”。

1936年，蒋介石想整顿浙江大学，亲自点将要竺可桢去当校长。

换别人，委员长亲自任命，那还不得赶紧谢主隆恩？

竺可桢偏不。

他直接跟蒋介石摊牌，想让我去也行，但这三个条件你得答应：

第一，钱得给够，财政部必须按时拨款，不能拖欠；

第二，你蒋介石虽然挂名教育长，但学校里用谁不用谁，校长说了算，你不能插手；

第三，我只干半年，时间一到我就走人。

你看看，这哪是下级对上级，简直就是债主对欠债的。

特别是第二条，当时的国民党正忙着搞思想控制，到处抓“异见分子”，竺可桢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我的地盘我做主，特务少来沾边。

结果呢？

蒋介石居然捏着鼻子全认了。

这背后，除了确实惜才，恐怕那声“表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竺可桢也是真敢干。

拿到了“尚方宝剑”，他在浙江大学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那时候特务横行，别的学校抓人抓得鸡飞狗跳，浙大却成了学术的避风港。

费巩、马寅初这些敢骂蒋介石的教授，都在他的羽翼下受到了保护。

这帮读书人，拖家带口，跨了赣、湘、粤、桂、黔六个省，走了五千多里地。

没有教室就在破庙里上课，没有设备就用桐油灯做实验。

就这么折腾，浙大不仅没垮，反而被那个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佬李约瑟惊呼为“东方剑桥”。

那时候的浙大，汇聚了苏步青、王淦昌这种级别的大脑，这可都是以后新中国的宝贝。

这种骨气，比什么都值的，它是把大学扛在肩膀上走的。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真正的生死考验来了。

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眼看就完犊子了。

蒋介石在跑路去台湾之前，搞了个“抢救学人计划”，名单第一梯队里就有竺可桢。

根据阮大仁披露的那些信件看，当时老蒋是真急眼了，亲自给在杭州的阮毅成打电话，让他无论如何要把竺可桢弄走，专机都备好了，随时起飞。

蒋经国甚至还亲自登门拜访，一口一个“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咱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的局势有多乱。

一边是亲戚关系，去了台湾肯定高官厚禄，吃香喝辣；另一边是共产党，对于他这种“大官亲戚”会是什么态度，谁心里也没底。

这不仅仅是选边站，这是在赌命。

但竺可桢给出的答案，让所有人都傻了眼。

面对蒋氏父子的疯狂暗示，他只回了冷冰冰的八个字：“历史兴替，大势已去”。

他不仅自己不走，还拼命摁住浙大的教授们，劝大家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这不是一时冲动，这是一个科学家对脚下土地最深沉的执念。

他搞了一辈子气象，他知道，离开了中国这片大地，他的科学研究就是无本之木。

1949年那个春天，当蒋介石的飞机凄凄惶惶飞向海峡对岸的时候，竺可桢正站在杭州的寓所里，看着窗外的雨水发呆。

他赌赢了，共产党人的胸襟远比他想象的要宽广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但没被当成“战犯亲戚”处理，反而被周恩来总理点名，要把中国科学院的担子交给他。

这时候的竺可桢，才算是彻底活明白了。

他不再是谁的表弟，他是人民的科学家，这身份比什么皇亲国戚都硬。

那时候他都六十岁了，身体也不好，但干劲比年轻人还足。

为了搞清楚中国的气候规律，他开始了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苦行”。

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到新疆的戈壁荒滩，哪里有科研空白，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最有意思的是，这老头当了这么大的官，日子过得却抠门得要命。

他一辈子记日记，那日记里写的啥？

全是账。

买一盒火柴花多少钱，剃个头花多少钱，记得清清楚楚。

在他的日记里，你看不到半点对权力的贪恋，满篇都是数据、天气、物候，还有对国家粮食问题的焦虑。

为了研究古气候，他把二十四史、古诗词翻了个底朝天。

别人读唐诗是看意境，他读唐诗是看哪年梅花开得早，哪年荔枝冻死了。

就凭着这股子钻劲，他整理出了中国五千年的气候变迁规律。

这项研究，直到今天也是世界气象学界的神作，直接让中国在这个领域掌握了话语权。

他心里清楚，只要自己身正，影子就不会斜。

1974年，竺可桢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他的遗嘱里，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钱存款，也没提那个显赫的家族背景，他只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山河里。

如今，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2014年那场拍卖会揭开的所谓“秘密”，其实并没有给竺可桢的一生增添多少猎奇的色彩，反而像是一块试金石，试出了一个人格的纯度。

在那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有些人因为血缘而飞黄腾达，也有些人因为血缘而万劫不复。

但竺可桢证明了，真正决定一个人历史地位的，从来不是你是谁的亲戚，而是你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了什么。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在日记里哆哆嗦嗦地记下了最后一条数据：气温最高零下1度，最低零下7度，风力1到2级。

参考资料：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