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梁思礼之女梁旋：父亲错过我们三兄妹的出生时刻

有一位父亲，不仅用一千多万字的著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把9位儿女悉数培养为人才，留下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

这位父亲，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他的三位院士后代，分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2025年7月31日，红船融媒采访了梁启超最小的孙女、梁思礼与赵菁（原名麦秀琼）次女梁旋，听她讲述了自己前辈鲜为人知的故事——特别是父亲作为新中国航天事业拓荒者之一的故事。

▲梁旋

梁启超深爱的“老白鼻”

1924年，梁思礼出生于北京的协和医院。作为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他得名“思礼”，取“以礼修身”之意。

▲小时候的梁思礼

虽然出生在北京，但梁思礼的童年时光是在天津度过的。

“我的人生和所有的幸福就是从天津饮冰室开始的，看着修葺一新的这个家，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父亲把着自己的小手，给海外的哥哥姐姐们写信的年代。”梁思礼曾如是说。

在问及其父亲和祖父之间的故事时，梁旋坦言自己知道的并不多。她说：“父亲也讲过一些和爷爷相关的事情，但父亲在爷爷去世时年纪尚小，应该是在看爷爷留下的一些书信时回忆起来的。”

在梁家9个兄弟姐妹中，梁思礼是最小的孩子。梁启超因病去世时，他尚不满5岁。他关于童年的记忆，离不开“饮冰室”。

“饮冰室”位于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内。纪念馆院内有两栋小楼，一栋是一家人生活起居的场所，另一栋就是“饮冰室”。“饮冰室”其实是梁启超的书房。自1915年举家迁居天津，直至 1929年去世，梁启超在天津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4年。

在那14年里，梁启超在“饮冰室”著书立说，会见客人，与学生进行交流。

为了安心工作，除了夫人外，梁启超一般不让家人去“饮冰室”。梁思礼却是个例外，可以自由出入“饮冰室”。“除了奶奶，祖父唯一允许去饮冰室的人就是我爸。”梁旋说。

按梁旋的理解，其祖父五十多岁才有了其父梁思礼，所以“特别爱他”。梁思礼也格外惹人喜爱，他在书房中不哭不闹，自己玩自己的，在梁启超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出现”。

每当梁启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梁思礼就会“躲得远远的”。当学生来访时，他就会出现，参与在其中。

对小儿子的灵性，梁启超也很惊奇。他亲昵地称梁思礼“老白鼻”（老是“小”的意思，“白鼻”是英语baby的意思）。

梁旋讲了一些祖父与父亲之间的小故事——

爷爷有抽烟的习惯，写作累了，就会说“老白鼻，我要抽烟，帮我把烟拿来”。我爸拿烟卷的时候，还会把烟灰缸一起拿过来。爷爷就会很开心，也会想“他这么小，怎么会知道把一套东西都拿来”。
爷爷会教我爸念诗，我爸学会了就会去教保姆。不知道保姆是故意逗他，还是真的念错了，反正是念错了，他就会过来跟我爷爷学保姆念错的样子，把我爷爷逗得特别开心。
那个时候，我爷爷也经常去清华讲课，去北京讲课的时候，就会带着我爸。没事的时候，就会带着我爸去东安市场，给我爸买好吃的。

梁旋坦诚地说，由于其祖父去世时，其父亲梁思礼尚不满5岁，所以他对于世界的认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更多地受到了奶奶的影响。

梁旋的奶奶王桂荃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女子，在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成就中，她功不可没。

“奶奶会给爸爸讲爷爷为国家做了很多大事，期待他要学做我爷爷那样的人。我爸爸也会看到我的姑姑和伯伯是怎么做的。”梁旋说。这一切，都对梁思礼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归国途中，新中国成立

梁启超是一位新思想的播火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会了后代“爱国”这个道理，爱国后来作为家风被后代传承下来。

“梁家人从小就有一个概念，要努力为社会做贡献，让我们的祖国更强大。包括我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责任感，认为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更多的努力和贡献。”梁旋在接受红船融媒采访时说。

众所周知，梁启超教子有方。他的子女在外读书或在海外留学时，他会经常把想说的话写进书信里。

“我父亲年纪小，没有像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每逢生日等特殊日子，总会得到我祖父亲手写的书信或寄语。但我爷爷的信中有很多与我爸爸相关的内容。”梁旋说。

据了解，梁启超曾常常把着梁思礼的手给大女儿梁思顺写信。这一温暖之举，既把父爱传给了远方的女儿和怀抱里的幼子，也在子女之间搭起了亲情联络的桥梁。

“爷爷把着爸爸的手给我大姑写信时，我爸握着毛笔，爷爷顺着爸爸的力量走，字的笔画有的粗有的细，信上的字不精美。但对爸爸来说，很珍贵。”梁旋说。

梁思礼没能像哥哥姐姐一样拥有父亲题写的书信或书法作品。后来，他保留了父亲把着自己的手给姐姐写的那些信的复制品。

1941年11月，王桂荃拿出省吃俭用积攒的400美元，把梁思礼送上了赴美留学的航船。

据梁旋介绍，梁思礼乘坐的航船刚到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随着战争导致航船及通信中断，他与家庭失去联系。到达美国之初，梁思礼入读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后来，出于“实业救国”——通过让祖国强大起来从而击败侵略者的理想，他去了有“工程师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

为了去普渡大学读书，梁思礼失去了嘉尔顿学院提供的奖学金和生活费，只能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 “期间，他曾在罐头厂打工，还在餐厅端过盘子、在游泳场当过救生员”。

在普渡大学本科毕业后，梁思礼去了辛辛那提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49年获得自动控制博士学位。

▲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时期的梁思礼

“那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内的情况，一心想着救国救民。完成学业后，立刻就回国。”梁旋说。

那时，不少实验室向梁思礼伸出橄榄枝，希望他去工作。但在取得博士学位不久，他便踏上了归国之路。

1949年9月，梁思礼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了归国的航程。正当他乘坐的航船行驶在太平洋上时，新中国成立了，他怀着报国理想和一身学识回到了祖国怀抱。

▲1949年，梁思礼和好友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国

“洋博士”遇到“小八路”

1945年，正当梁思礼在大洋彼岸艰苦求学时，中国粤北山区一个名叫麦秀琼的女孩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麦秀琼于1928年出生在广东南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为清末秀才，父亲以笔为剑办报发表抗日文章。以她的才学，本可以继续上大学深造，但在17岁的年纪便加入了南雄抗日自卫十二队。

参加革命一年后，年仅18岁的麦秀琼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更名为赵菁）。1947年，她在东江纵队北二支游击队工作时，在司令部电台担任译电员。新中国成立不久，赵菁从广州军区调到邮电部工作。

▲赵菁

回国之后，具有无线电专业背景的梁思礼也进入邮电部工作。

就这样，洋博士梁思礼与“小八路”出身的赵菁成了同事。

1956年，航天工业部的前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组建时，梁思礼和赵菁双双被选中，成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始者。也是在这一年，他们结为终身伴侣。

“当时，航天部初创，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一起奋斗。事业上有了美好的开始，他们又成了家。”梁旋介绍道。

从今天的视角看，身为洋博士的梁思礼似乎条件更为优越。但在当时，情况并非如此。

梁旋在接受红船融媒采访时说，当初，其母亲作为“老革命”和“老党员”的资历都让其父亲很羡慕。“爸爸虽然是技术领域的负责人，但他觉得妈妈在政治上更进步，他去追求我妈妈，还有点压力。”

梁思礼与赵菁的结合，可谓两种报国路径的奇妙交汇：一位是历经艰辛归国的“洋博士”，在戈壁滩上为导弹安上“中国芯”；一位是年少投身革命的“小八路”，从游击战场到航天幕后，以忠诚护航征程。

两人虽然经历不同，但在性格互补。婚后，彼此在生活上互相理解，在工作中各自绽放。

“那时，航天事业是一张白纸，大家对火箭的认识是‘零’，只有钱学森能给他们进行指导。”梁旋如是说。

正是因此，梁思礼与赵菁结婚后，一心扑在工作上。

他们的家庭生活，将严谨的科学精神与温润的人文关怀相融，让子女在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奋斗中，读懂“家国”二字的分量。

▲梁思礼与赵菁

三次错过子女出生时刻

梁旋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出生时，身为父亲的梁思礼都为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出差在外地，身为母亲的赵菁独自度过了生育子女的艰难时刻。

到了梁旋出生时，中国首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恰逢试射的关键时刻。那是1962年初春时节，妻子赵菁即将临盆时，身为控制系统负责人的梁思礼却要赶赴2000公里之外的酒泉完成试射任务。

梁思礼去了发射基地不久，赵菁在北京诞下一名女孩。她按照丈夫的嘱咐给小女儿取名叫梁旋，在西北大漠，传来的却是“东风二号”试射失败的消息。

在美国留学时，梁思礼学的是自动控制专业。用梁旋的话说，在航天部初创之时，他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完全不知道火箭的运行原理，对导弹的认识“等于零”。在钱学森的指导下，他们从零起步开始摸索。

“钱学森会给他们讲课，也会安排我爸爸，还有其他科学家讲课。大家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分享，谁在哪个方面有专长，就给大家讲课。我爸爸讲自动控制，其他科学家讲材料、发动机等专业的课。年轻的研发团队就这样开始慢慢地去认识自己将来要做的事业是什么、要完成的是什么任务。”梁旋介绍道。

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包括“拉来一个导弹”。虽然提供了一个成品导弹，但对方不可能倾囊相助。最关键的东西，还得靠自己去摸索。比如，如何设计出导弹。

作为导弹设计团队中的一员，梁思礼最初的工作是下到制造普通机械设备的工厂，和工人一起摸索导弹的制造技术。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60年，新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这枚导弹，就是“东风一号”。

▲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导弹代号“1059”竖立在发射架上

“东风一号”试射成功后，梁思礼等科学家投入了“东风二号”的研制工作中。这枚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的导弹，是中国科学家自己设计的第一枚导弹。

“我们家三个孩子出生时，爸爸都不在妈妈身边。”梁旋说。

在讲到自己出生及取名为“旋”的故事时，梁旋自然而然地提到了“东风二号”试射失败的往事——

在研制“东风一号”时，苏联撤走专家，专家把图纸也带走了，等于把我们撂在半道上了。他们认为，我们肯定做不出来。但我爸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反向设计”（对照苏联提供的导弹反推设计方法），最终把“东风一号”研制成功了。
我爸他们这批研制导弹的科研人员都很年轻，“东风一号”的成功，让他们的信心都爆棚了。在研制“东风二号”的时候，他们就根据改进需要，修改了 “东风一号”的很多设计参数。比如，弹道变长了，发动机的位置也挪了。
1962年3月份，他们信心满满地带着“东风二号”去了靶场。
我的预产期就在“东风二号”试射那几天。我爸也挂念我妈，他意气风发地要去靶场，一心想的是试验能成功，就跟我妈说：“生男孩就叫梁凯，生女孩就叫梁旋。你就等着我们凯旋而归吧。”
结果，这次发射失败了。
在发射的时候，其他人都按规定在掩体里观看发射。我爸是控制系统的负责人，他和负责另外一个系统的同事，跑到离发射点更近的位置去观看——想近距离更清楚地观察“东风二号”的技术表现。
结果，他们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火箭先升起，到一定高度，就不对劲了。我爸后来描述当时的场景时说：“看到它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在天空中画了一个大鞋底，然后就一头栽下来了。”
因为每个人都太希望成功了，这个结果，对他们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虽然这是一场失败的试射，但这次试射为后来的东风系列、长征系列导弹火箭的成功搭起了成功的阶梯。

“我爸也说，要是当时很轻易就成功了，很可能是碰巧了。其实，失败是更好的老师。正是这次失败，让他们总结出了必须重视总体和分系统的综合设计、必须重视加强地面试验、必须严格遵循研制程序等一系列保障后续成功的经验。”梁旋说。

后来，为破解控制系统方面的难题，梁思礼等人按照钱学森“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成立了 “杀血路小组”。研制团队经过两年奋战，在1964年，“东风二号”试射成功。之后，随着连续7次试射成功，宣告中国科学家真正学会了制造导弹。

太平洋上，盛放最美“花朵”

2024年9月，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这是时隔44年之后，我国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

45年前的1980年，我国向太平洋发射的第一枚导弹名叫“东风五号”。对当时的发射场景，梁旋记忆犹新——

1980年，我们第一次向太平洋发射“东风五号”时，我爸和中央首长在指挥大厅里。他通过大屏幕看到，导弹打到预定区域，溅落物（弹头数据舱）释放的染色剂把海水染成绿色，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弹头落到预定位置后，在远望号（船队）上待命的直升机就开到有染色剂的地方，把弹头捞出来了。
后来，在电视里多次播放打捞数据舱的视频画面。因为直升机螺旋桨的旋转扰动，蓝色的海水里就有了染色剂绿色的波纹。我爸就说，“那是我这一生看到的最美的画面”。
电视里每次播直升机捞弹头的画面，我爸都会跑过去，特别认真地看。我当时不太理解，心想“不就是捞个弹头吗”？实际上，导弹试射包括发射准备、点火发射、按预定弹道预定速度飞行、命中目标区域、回收弹头数据舱等关键阶段。在各个阶段表现正常的情况下，成功回收弹头数据舱是导弹发射试验最终成功的重要标志。这次试射成功，里面凝结了包括我爸爸在内的航天人十多年的心血。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东五”发射的精度非常高。它是以20倍的音速飞了8000多公里之后，精准地落在预定海域。命中精度之高，相当于用手枪打中了100米之外的一只蚊子。

▲1980年5月，“东风五号”导弹发射升空

据梁旋介绍，当时，在太平洋上那个“最美的画面”周围，还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当时，我爸说，外国人都去船了。我当时也不能理解。”梁旋说。

后来，梁旋才知道“我们的测量船先去了预定海域，外国的船也在周边等着”。我们的船跟他们喊话说“我们在执行任务”，他们回话说“我们也在执行任务，我们不影响你们”。

公开资料显示，出现在“最美的画面”周围的外国船只的目标一是等着看我们失败的笑话，同时也觊觎“东风五号”的弹头数据舱。

如今，在讲述这一切时，梁旋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深切理解。

原来，在“东风二号”试射成功的第二年，即1965年，“东风五号”就立项了。在从立项到向太平洋成功发射的15年间，有10年是“文革”动荡期。

在特殊时期，主管航天工业的七机部内部的工作需接受“军管会”的领导。一开始，“军管会”急于求成，经常搞“大会战”。

“一个100天会战接着一个100天会战。我爸都累得尿血了。”梁旋说。

由于在“会战”中过度“求快”，技术方面出了很多问题。没有决策权的梁思礼等科学家，只好竭尽全力解决这些问题。

当历经重重磨难的“东风五号”进入发射场准备第一次发射时，“军管会”领导却决定放弃，说：“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就让它老死在地面上吧。”

那时，“东风五号”的总设计师是屠守锷，梁思礼是“东风五号”控制系统的负责人。只有他们知道，这第一次发射的意义是什么、“东风五号”对国家意味着什么，让他们“放弃”谈何容易。

因此，针对“东风五号”何去何从，形成了两派意见。

“这个架，一直打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要听科研人员汇报，我爸也参加了汇报。最终，是周总理拍板，‘东风五号’按计划进行第一次发射实验。”梁旋介绍道。

▲梁旋

梁旋清晰地记得，那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回家后，梁思礼特别高兴。她如是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爸把我们几个孩子叫过去，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去了。总理看了人员名单后问我：‘梁思成是你哥哥？’我说：‘是。’总理又问：‘你是梁启超的儿子？’我说：‘是。’总理就说：‘我听过你父亲的演讲，他在中国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你还有一个姐，在外事部门工作……’总理跟我说话，就跟唠家常一样。”

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梁旋特别提及其父亲对周总理的感激之情：“在‘文革’初期武斗特别厉害的时候，周总理列了一个名单，说这些人必须保护起来。当时，我爸在被保护的名单之内。”

当年，周总理拍板继续研制“东风五号”之后，梁思礼等科学家受到极大鼓舞。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东风五号”在1971年9月第一次发射。

2025年6月，有关部门披露了“东风五号”的参数：全长32.6米、弹径3.35米、最大起飞重量183吨、最大射程1.2万公里、命中精度500米。

在这组数据背后，还有另一组数据：1971年9月10日，“东风5号”首次试射，基本成功。导弹完成了全部飞行过程，总统方案经过考验得到验证；接下来的两次试验均失败；1973年10月，周总理批准“东风五号”的研发计划推迟，先解决问题再试验；1978年10月5日，在解决问题之后，“东风五号”再次试验，获得成功。

1980年，“东风五号”第一次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并取得成功。

“东风五号”的发射成功，代表着梁思礼等航天科学家用十五年心血，最终铸成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的大国重器。

梁思礼简介：

梁思礼(1924-2016)，生于北京，梁启超之子，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著名导弹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导弹火箭控制系统研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中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理论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中国航天CAD/CAM、软件工程化技术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梁思礼1941年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获无线电专业学士学位，在辛辛那提大学获自动控制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1956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之后历任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12所所长、一院副院长、七机部、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务。在火箭、导弹制导控制技术的理论和实践上，他具有很高的造诣和丰富的经验。作为控制系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他在远程导弹“东风五号”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研制中，开创性地采用“平台一计算机”方案，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弹上计算机集成电路化等许多科学技术难题。大大提高了制导精度，使洲际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为此，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为我国火箭、导弹制导控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巨大贡献。梁思礼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唁电，对梁思礼同志逝世深表哀悼。习近平总书记在唁电中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礼同志毅然归国，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瘁，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撰稿：王伟鑫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