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江南春》事件不是个例，而是制度漏洞

1959年，庞莱臣后人无偿捐出137件古书画给南京博物院，白纸黑字，有据可查。66年后，曾孙女庞书令持法院文书入馆核验，竟发现包括仇英《江南春图卷》在内的五件不翼而飞。

南博轻描淡写回一句：“早鉴定为伪作，已划拨调剂。”

当年鉴定无通知、无复核、无第三方参与。处置时无公示、无流向记录、无告知捐赠人；而时至如今，拍卖行出现同名画作，估价8800万。

南京博物院因此事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就在南博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更多其他博物馆存在类似的事件被网友挖出。

例如，早在30年前，陕西咸阳政协就干过类似的“神操作”。于右任122幅书法作品，当年政协收得欢，后来巡展一圈，文物就“失踪”了。

调查组说“经费不足，保管员私藏了”，可私藏了20年，最后追回的画作里，还夹着领导“拿去送人”的荒唐理由。

再看湖北浠水县的骚操作。

闻一多亲属捐的150幅国画，文化馆领导一句“领导拿去送人了”，140幅画就人间蒸发。更绝的是，追回的50多幅画里，居然有51幅是从某位离任馆长家里翻出来的。

合着文物成了领导的“传家宝”？捐给国家的宝贝，最后成了私人收藏？

再往前推，1990年代，上海藏家徐森玉后人发现，家族捐赠给上博的一批明清信札，在馆藏目录中莫名消失，追问多年无果。

最离谱的是某省博物馆，2003年接收一批民国瓷器捐赠，十年后家属想拍张纪念照，馆方竟称“因库房调整，部分藏品暂未归位”——结果这批瓷器次年出现在香港拍卖会，成交价是当时估值的三十倍。

还有，在2014年，收藏家张伯驹之子张传彩公开质疑：其父1956年捐给故宫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虽仍在馆，但同期捐出的多件宋元手卷却“查无下落”。

故宫未予正面回应，只称“正在整理档案”。

更有陕西省博物馆捐赠事件。

抗战前后几年里，刘昌营（字军山）先生及其后人向陕西省博物馆捐赠数千册的古籍善本图书，2000多件珍贵碑帖及耗费几十年心血撰写的书稿，竟在几十年的岁月变迁中，遗失大部分。

根据黄志杰老师披露：

在抗战时期，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有一位从山东移居西安的金石收藏研究名家，刘昌营（字军山）先生，冒着危险，四处搜求研究秦砖汉瓦。

1956年7月，刘军山先生突发疾病去世。近一个月后的1956年8月1日，其子刘百训将父亲集毕生精力收藏的401种、4955册古籍善本图书和1260种、2333件珍贵的碑帖，以及潜心研究几十年撰写的22部书稿共50余卷，全部捐赠给陕西省图书馆收藏。

1957年3月27日，刘百训又将父亲生前所收藏的石刻、陶器、砖瓦、钱范等四大类共276件文物全部捐赠给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18年前，刘家得到了一份非正式的《初步核对说明》：“经核实《陕西省图书馆接收刘昌营家属捐赠碑帖清册》，共计1260种，2333件，现存仅为496种，876件。鉴于我馆目录与清册对碑帖命名有所出入，实际存藏量应不止于此。”

4955册古籍善本，包括刘军山的手稿，也有大的出入。当时只在口头上说还有一千多册。15年到现在，又十年过去了。陕西图书馆也再没有给刘家人提供新的核查数字。捐往陕西省博物馆的276件文物（石刻、陶器、砖瓦、钱范），则是情况不明。

暂且不说情况不明的部分，仅仅说碑帖，从2333件到如今的876件，是一个很刺激当事人的数字。

还有涉及到四川省图书馆的捐赠事件。

解放初期，四川严谷声将家族中《黄园书庫》的所有藏书计三十一万余卷全部捐赠给四川图书馆，当时西南军政文化委员会指派蒙字通、杨啸谷、严谷声等组成接收小组进行鉴定和分类，最后鉴定结果：图书共31万余卷，其中珍本、善本及海内孤本共计五万余卷。

严谷声因此被特聘为川西省人民代表，后成为第一批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但是最近这几年，其后人在四川省图书馆连目录都找不到了。

难怪南京博物院事件，在捐赠圈和文物圈里的人看来，是一点都不新鲜。

回看这些事儿，就明白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绝不是个例、孤案，而是众多捐赠事件的真实写照。况且南京博物院，还发生过曾任馆长自杀、保管员监守自盗、员工实名举报等事件。

南京博物院事件相当于在文博领域撕开了一道口子，让大众一窥究竟。捐赠者本着为华夏文化传承着想，将文物古籍捐赠国家，实际上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捐赠的文物古籍丢失无迹，捐赠制度如同筛子，漏洞百出。

由南京博物院事件牵扯出来的类似事件，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家中有宝不能外扬，更不能随意捐赠，这套机制正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导致真正有情怀的藏家不敢捐了。

按照200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文物、博物馆单位接受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捐赠管理暂行规定》，就对国外和港澳台地区捐赠者的权利有详细规定：

“捐赠人有权选择其捐赠款物的方式、品种、数量、金额、用途和受赠对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捐赠人的捐赠意向；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资金和设备的性质和用途”；“捐赠人有权对其捐赠款物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有权对捐赠款物、捐赠项目直接或委托有关单位或个人进行检查、审计。对违反捐赠人意愿的行为，捐赠人有权提出质询或向有关主管部门投诉，受赠单位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查明情况，予以说明、纠正和处理”；

这个暂行规定还明确了详细的文物部门和受赠单位的义务，比如：受赠单位在收到受赠款物后，应当向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证据，并对捐赠的款物造册登记入账；

受赠单位应当妥善管理捐赠款物，并按照捐赠的人意愿使用；

赠单位应建立捐赠款物使用管理责任制，加强监督检查，管好用好捐赠资金和设备；

受赠单位不得将捐赠的物资出售；

受赠单位应当定期对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对捐赠项目应当进行项目审计，核查和审计结果应及时报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并向捐赠人通报等等。

上面是对接受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捐赠，那对于国内的呢？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现行的《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订版）规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尊重并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对捐赠的文物妥善收藏、保管和展示”就这么简单的一句。

看来还是内外有别啊。

两千多年前，曹刿对不受监督的权力就早有论断: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平民百姓一腔爱国热情将自己的心血，珍贵的文物古籍无偿捐献给国家，但代表国家保管这些文物的人目光短浅，私欲炽盛，为名、为利、为权，不惜糟蹋国家的珍贵文物，不惜践踏百姓的爱国热情，实为民族之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