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台的衰败：从“万人空巷”到“无人问津”，被谁夺走了灵魂

曾几何时，每周准时响起的《外来媳妇本地郎》片头音乐与《七十二家房客》里“七十二家大院”的喧闹，是无数广东家庭晚餐时间的背景音。这些荧幕上的面孔，如精明市侩的“康祈宗”、泼辣直率的“苏妙婵”、尖酸刻薄的“八姑”、欺善怕恶的“太子炳”等等，他们不仅是简单的戏中角色，更是渗入广东人日常的“老友记”。

他们构筑的，远非仅供消遣的戏剧空间，而是一座承载着粤语方言、市井人情与集体共鸣的文化象牙塔。然而，当这座曾经稳固的塔楼，在时代数字洪流的冲刷下裂隙蔓延时，塔中人的命运与塔本身的倾颓，便交织成一曲关于生存、身份与文化失语的复杂悲歌。

广东，作为中国经济与人口的“双料魁首”，其本土电视娱乐产业的式微，却呈现出一种刺眼的断裂。曾经，《万紫千红》的综艺欢声、《河畔人家》的袅袅炊烟、《夜倾情》的情感波澜，共同绘制了岭南荧幕的黄金时代。

然而，盛景难再。如今，即便手握“广东第一神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与“第二神剧”《七十二家房客》两张王牌，也难以挽回整体性的颓势。收视率的步步下滑与经济效益的节节萎缩，迫使剧组陷入“拍拍停停”的泥沼，制作空间急剧收缩，演员片酬与工作机会如退潮般消散。

困境的根源，远非“网络冲击”四字可尽述。内部创新机制的僵化、人才尤其是年轻创意人才的流失、对旧有成功路径的过度依赖，以及在融合新媒体浪潮中的迟缓与迷失，如同锈蚀的齿轮，共同导致了这台庞大文化机器的运转失灵。当滋养演员的土壤——稳定的剧组、专业的创作环境、有影响力的播出平台——开始龟裂，依附于此的艺人们，便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寒意。

从过去的“万人空巷”到如今的“无人问津”，这并非孤立现象，却是区域媒体困境的极端缩影。对比京、沪、湘、浙等地卫视仍能凭借创新综艺、精品剧集或稳固的新闻口碑维持基本体面与文化影响力，广东电视台的衰落显得尤为彻底。

其荧屏长期被循环往复、声嘶力竭的药品保健品广告所占据，这种“饮鸩止渴”的模式，在短暂维持营收的表象下，不断侵蚀着平台的公信力与观众的耐心，形成“广告越多，观众越少；观众越少，越依赖低质广告”的恶性循环。郑达那一声因广告而广为人知的“痛啊”，因而超越了剧情效果，诡谲地凝结为观众对本土电视业凋零的集体喟叹。

当赖以生存的摄影棚灯光渐次暗淡，无数熟悉的面孔被骤然抛入市场经济的冰冷海域。生存的本能，驱动着约七八成的广东本土艺人，奋力游向自媒体这片看似充满机遇的新大陆。直播间成了他们的新舞台。

于是，我们看到，“康祈耀”在镜头前熟稔地展示着家乡土鸡，“369”或许正推销着茶叶，“韩师奶”讲解着护肤品，连白发苍苍的“鸡公福”林星云、“太子炳”彭炽权，也时常在手机屏幕的光晕中现身，花白的头发被映得发亮。

这场集体转型，是生存智慧的体现，亦是别无选择的妥协。它撕下了演员角色与个人生活的幕布，将真实的生计压力赤裸呈现。镜头前，不再是经过精心编排的戏剧冲突，而是流量算法的残酷博弈、销售话术的反复打磨，以及观看数据带来的即时焦虑。

一些演员，如“康天庥”李俊毅与“苏妙婵”虎艳芬，凭借累积的观众缘成功跻身“大V”，但后者却在去年悄然隐退；《外剧》中的“康祈祖”徐若琪亦于2023年挥别直播江湖。这来去之间，揭示了这条道路的艰辛：并非所有“情怀”都能顺利变现，商业逻辑的复杂与直播行业的激烈竞争，远超许多初入者的想象。

更为深刻的挣扎，在于身份认同的撕裂。演员们不得不在直播间里反复唤醒、消费自己昔日的经典角色，以此作为吸引流量的最重要名片。这既是对过往荣光的深情回望与利用，也使得他们的职业身份在“表演艺术家”与“带货主播”之间变得模糊不清。

舆论场对此态度泾渭分明：一方视之为对艺术初心的“违背”，是对观众情感的过度消耗；另一方则报以同情与理解，强调“揾食艰难”（谋生不易）。这种分裂的议论场本身，构成了转型者必须穿越的第二重荆棘地带，加剧了他们内心的漂泊感。

对于转型的演员个体，社会应抱有更大的包容与理解。艺术的理想固然高贵，但生存的权利同样庄严。他们的转身，是市场经济下的自主选择，其间的艰辛与努力值得尊重。然而，从文化生态建设的宏观视角，我们必须警惕纯粹的市场逻辑对地方文化独特性的侵蚀。

重建健康的本地文化生态，需要多方合力。对于广东电视媒体而言，刮骨疗毒般的自我革新已刻不容缓：打破机制僵化，大胆启用新人新创意；彻底告别低质广告依赖，重塑内容为王的核心竞争力；积极拥抱融媒体，不是简单地将内容搬上网，而是创造符合网络传播规律、又能彰显本土特色的新型内容产品。政府部门在文化政策上，应有意识地对具有本土文化传承价值的影视剧目创作、方言节目保护给予更多扶持，而非唯收视率或流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