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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俄罗斯检察官提起的“没收腐败官员和安全官员财产”诉讼金额,已经突破了8600亿卢布。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远超此前几年的水平:2024年约5000亿卢布,2023年约4000亿卢布,2022年约900亿卢布。短短几年,从“几百亿”一路飙升到“几千亿”,再到“八千多亿”,看上去像是反腐力度在不断加码,似乎“打虎”“拍蝇”都越来越狠。但如果只看这些数字,很容易被表象迷惑——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俄罗斯到底是“更腐败了”,还是“更穷了”?
这些数字并不一定意味着腐败“突然变多”,更可能是“被允许曝光的腐败变多”。在高压政治环境下,“反腐”往往被用作一种工具:既可以向民众展示“国家在行动”,又可以借机清理政治对手、收拢财富。当某个官员失势、站队错误或不再被信任时,他过去多年积累的灰色收入,就可能被一次性打包成“腐败案”公之于众。从这个角度看,“抄家金额”的飙升,更像是权力斗争和财政压力叠加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腐败指数上升”。
这些动辄数千亿卢布的“没收金额”,也折射出俄罗斯财政状况的紧张。俄乌冲突持续多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制裁导致财政收入承压,政府需要找到新的“财源”。官员和安全部门的灰色资产,自然成为一块“现成的肥肉”。与其说是国家突然对腐败零容忍,不如说国家在“没钱的时候想起了这些钱”。当预算捉襟见肘,“反腐没收”就不再只是政治秀,而是一种财政手段:用“抄家”的方式,把一部分原本在权力网络中循环的财富,强行抽回到国家财政的账面上。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运动式抄家”并不能真正解决腐败,反而可能让腐败变得更隐蔽、更极端。当官员知道“失势就可能被抄家”,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在在位时“抓紧捞、拼命捞”,把资产转移到更难追踪的海外账户、亲属名下或灰色产业中。表面上看,国家没收了几千亿卢布;实际上,可能只是触碰到了腐败冰山的一角,而更多的财富早已被转移出体制可触及的范围。
此外,这种以“抄家”为核心的反腐模式,还会进一步削弱官僚体系的稳定性和责任感。当官员普遍处于“今天在位、明天可能被抄家”的不确定状态时,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自保和套现,而不是长期治理和公共服务。这不仅会降低行政效率,还会让整个体制更加短视和投机化——腐败从“制度化、半公开”变成“隐蔽化、高风险”,但并不会真正消失。
这些数字也在向社会传递一个危险的信号:国家可以随时以“反腐”的名义剥夺个人财产,而被剥夺者几乎没有真正的司法救济空间。当权力凌驾于规则之上,“反腐”就很容易滑向“选择性执法”和“合法掠夺”。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腐败是否真的减少,社会都会变得更加不安——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今天是“腐败官员”被抄家,明天可能就是任何一个被盯上的人。
因此,当我们看到“抄家金额年年飙升”时,与其简单地得出“俄罗斯更腐败了”的结论,不如说:这个国家正在用“反腐”的名义,掩盖更深层的财政困境和治理危机。腐败可能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现在被更频繁地拿出来“示众”;而国家之所以越来越热衷于“抄家”,恰恰说明它已经越来越缺钱、越来越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维持运转。
归根结底,这些惊人的数字既不是反腐成功的勋章,也不是腐败加剧的证据,而是一个体制在压力下的自我消耗:用“抄家”维持财政,用“反腐”掩饰矛盾,用“没收金额”营造出一种虚假的“正义正在实现”的幻觉。至于俄罗斯未来会走向何方,答案恐怕不在这些千亿卢布的数字里,而在它能否真正建立起透明、可问责的制度——否则,“抄家”只会一轮接一轮,而腐败和贫穷,可能一个都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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