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山都被抢空了，甚至还要进口垃圾？中国：这不是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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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现在拉着一整车生活垃圾，驶入河南、湖南等地的县级城市兜售，非但不会被驱赶，反而可能收获笑脸相迎，甚至有人主动支付中介费来牵线搭桥。

这并非虚构笑谈，而是真实发生的行业现象——为确保焚烧炉持续运转，不少地方的垃圾处理企业向运输方提供每吨50元的额外激励，只为“喂饱”设备。

十多年前，我们还在为“垃圾围城”焦头烂额；今天，却要四处搜罗垃圾来维持产能运转。短短十年间，中国垃圾处理行业为何上演了如此剧烈的角色反转？

填埋是唯一的无奈选择

回溯十余年前，垃圾无处可埋是各大城市的普遍难题。以北京为例，2010年每日新增生活垃圾高达1万吨，全国范围内，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被堆积如山的废弃物所包围。

彼时应对方式极为单一，核心手段只有一个：填埋。

纪录片《垃圾围城》中呈现的画面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城市边缘，黑色垃圾堆连绵起伏，如同大地上的恶性肿瘤，无声蔓延，视觉冲击强烈，直击人心深处。

渗滤液如墨汁般从垃圾堆中渗出，肆意流淌，严重污染地下水源；风起之时，塑料袋随风翻飞，遮天蔽日，构成那个时代特有的生态伤痕。

有人或许疑惑：为何不直接焚烧？并非不愿，实属不能。

早期焚烧技术尚不成熟，低温燃烧极易产生二噁英，其毒性可达砒霜的900倍，且无色无味，一旦控制失当，焚烧设施便成了潜在的毒源，威胁周边居民健康。

出于安全考量，填埋虽非良策，却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截至2015年，全国城市与县城生活垃圾年清运量已达2.58亿吨。更令人警醒的是，当时中国还承接了全球56%的固体废物进口，被动成为“世界垃圾桶”，只为换取制造业所需的低成本再生资源。

顶层设计发力焚烧厂扎堆建起

转折点出现在2017年，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提交建议，提出一个日后广为流传的理念：垃圾并非废物，而是错置的资源，是沉睡于城市之中的矿藏。

随后，《十三五全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正式出台，政策、资金与土地支持同步到位，在这一系列利好推动下，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如春潮涌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建设浪潮之猛烈前所未有：从2015年至2019年短短四年间，全国焚烧厂数量由百余座跃升至四百余座，增幅接近三倍。

然而，发展节奏过快也埋下隐患——扩张迅猛，调控滞后，产能过剩问题很快浮出水面。

截至2024年10月，我国已有1010家企业投身垃圾焚烧领域，配备焚烧炉共计2172台。

这些设施合计日处理能力达111万吨，按年计算可焚烧约4.05亿吨垃圾。

而现实是，全国每年的生活垃圾清运总量仅约为2.62亿吨，这意味着超过1.4亿吨的焚烧产能处于闲置状态，成为悬在整个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焚烧厂饿肚子县域项目处境凄惨

产能过剩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失衡。一线城市因垃圾分类体系完善、垃圾产量稳定、财政保障充足，焚烧厂运行率普遍超过90%，运营状况相对良好。

但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地区，情况截然不同。

许多县级焚烧项目在规划阶段过于乐观，设计规模庞大，实际运行却发现日收垃圾量不足设计容量的一半。

江苏全省拥有90座焚烧厂，其中三成采取“运行三天、停炉一天”的模式；温州部分大型焚烧设施面临原料短缺困境；河南商水某厂更为艰难，长期仅能维持单台炉运行；上海周边个别焚烧厂闲置率甚至达到50%。

过去盈利依赖国家电价补贴，每度电可获0.65元补助，成为企业重要收入来源。近年来随着财政压力加大，补贴逐步退坡，靠发电拿补贴的时代已然终结。

河北一座设计日处理1200吨的焚烧厂，实际每日仅接收900吨垃圾，长期低负荷运行导致经营困难，一年亏损超2000万元。

挖旧垃圾山找活路

为了生存，环保企业被迫转型，从单纯的垃圾处理者蜕变为精于算账的市场参与者。既然单纯发电难以为继，那就另辟路径——将焚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工业蒸汽，供应周边化工园区或区域供暖系统。

别小看这一转变，经济效益立见高下：每吨垃圾可产两吨蒸汽，而蒸汽销售利润较发电高出每吨50元。

前述河北亏损工厂被行业龙头并购后，转向热电联产模式，一年内扭亏为盈，多创收4000万元，实现绝地重生。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新产垃圾不够烧，企业开始打起陈年填埋场的主意——曾经深埋地下的垃圾，如今被重新挖出再利用。

从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到浙江金华等地级市，挖掘机纷纷开进封存多年的垃圾填埋场。

深圳玉龙填埋场便是典型代表。该场始建于1983年，2005年完成封场，累计填埋垃圾达255.15万立方米。如今这里正被系统性开挖，其中轻质可燃物被分拣后送至焚烧厂用于发电。

此举不仅缓解了燃料紧张局面，更是一笔精细的经济账：当前技术进步叠加垃圾分类成效，厨余垃圾已被剥离，剩余干垃圾热值显著提升，无需添加辅助燃料，发电效率大幅提高。

山东部分焚烧厂引入AI智能控温系统，每吨垃圾发电量可达500度，足以满足普通家庭四个月用电需求。上海采用的“FAST工艺”更为先进，能将难以处置的飞灰转化为工业用盐和炉渣集料，每吨炉渣可制成300余块环保砖，并从中回收铜、铁、铝等金属资源，真正做到“变废为宝”，连残渣都能变现。

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更值得自豪的是，中国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垃圾治理难题，更开始向全球输出技术与经验。

2017年之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固体废物进口国，为获取廉价原材料承受着沉重的环境代价。2020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自2021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进口各类固体废物，这一决定曾引发部分西方国家集体抗议。

而今，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多地排放标准严于欧盟。例如浙江省规定，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均低于现行欧盟标准。

在渗滤液处理、臭气收集与净化等关键技术环节，中国企业已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这种闭环不仅是技术突破的体现，更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光大环境、康恒环境等一批龙头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业务版图延伸至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并实现逆向输出，成功落地欧洲多个项目，展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达79个。

昔日的世界垃圾接收站，今日已成为全球固废处理技术的重要输出国。

回首这十年变迁，垃圾从人人避之不及的负担，演变为争抢的资源，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环保产业的被动升级与主动变革。

所谓的“垃圾荒”，并非垃圾真的消失，而是我们的处理能力提前跑完了赛程。

这种“幸福的烦恼”虽暴露了早期规划中的粗放与预判不足，但也充分证明：只要理顺机制、激活市场，再棘手的环境难题也能找到出路，甚至孕育出巨大价值。中国垃圾产业的逆袭之路，正是这一逻辑的最佳注解。

参考资料：金投网《从“围城”到“稀缺”，中国居然缺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