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读性非常强的一本回忆录：开国少将罗通的《来自井冈山下》

开国少将罗通的回忆录《来自井冈山下：罗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

这是我最近看得津津有味的一部非常好的回忆录。

之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罗通的这部回忆录大概因为出版的时间比较晚，没有此前同类回忆录那种四平八稳的叙述，比较敢说，因此也就比较真实，而且细节丰富饱满，让我们看到了宏大的红色叙事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罗通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庐陵县云楼乡（今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罗家村，家境贫苦，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通历任第一战车学校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济南军区政治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2005年病逝，享年91岁。

我个人觉得罗通少将的这本回忆录，最有价值的地方还是他对于自己在红军时期的经历的叙述，尤其是长征时期草地分兵之后，他跟随朱德、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时的所见所闻，很多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的宝贵史料。

在罗通的笔下，我第一次看到了有人近距离地对毛泽东主席的弟弟毛泽覃和他的妻子贺怡的描写。之前仅仅知道毛泽覃是主席的弟弟，是苏区经济工作的一把好手，贺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替姐姐贺子珍找到他和主席留在苏区的小孩，因为所乘坐的汽车翻车出事而不幸去世。

罗通在书中写道，毛泽覃，初见面，觉得他蛮洋的，当时他不知哪里学来的，戴顶帽尖有红须散在帽壳上的洋帽子，有点像法国人，又有点像华侨，很潇洒。在我们赣西南山乡他算是蛮洋的。开始，我们不接触他，时间长了又觉得他很随便。

关于贺怡，罗通说她大不了我几岁，但她却装成一副大姐的样子，说话做事泼辣辣的。她是么妹子，令人觉得她有点娇气。

有一次，行军休息，罗通他们见毛泽覃腰扎一支小手枪(掌心枪，是德国制造的伯拉稀零，类似小八音)，只巴掌大，很稀奇。毛泽覃注意到了罗通这些人的心情，就把枪取下来给他们传着看，并给他们表演打了一枪，弹头就打在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上。

罗通他们走去把弹头抠出来了，笑毛泽覃的枪没有什么杀伤力，是把戏场上的花枪，只好看。下一次行军，毛泽覃挎了一把驳壳枪。问他：“小手枪呢？”他笑着说：“给你们老表作聘礼了。”罗通他们朝贺怡一瞄，那把小手枪已经扎她腰带上了。

罗通说，贺子珍、贺怡两姐妹嫁毛泽东、毛泽覃两兄弟，也算是人间一段佳话。

罗通的这本回忆录是由他本人口述，他的子女记录之后，再由他人执笔整理之后出版的，因此全书保留了不少口语化的表述。

罗通在回忆录中对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多有观察和描述。

在罗通看来，红四方面军的军阀作风普遍比较明显，高级干部政策理论水平都非常有限。

罗通说，我原以为张国焘是名牌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定很有水平，听了他几次讲话后，才知道他的头脑比较简单。他作动员报告很少宣传马列主义，讲来讲去就是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反动派那一套，好像闹革命就是搞聚义堂。

至于红军在思想和组织上与旧军队的区别，红军的三大民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党指挥枪，批评自我批评，学习马列，提高思想觉悟，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等问题，张国焘是不讲的，实际上他也不懂。这些知识在中央苏区都是常识，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士兵都反复学习过。

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是曾经留学苏联的李特。罗通说，李特的粗野也是出了名的，他平时随意打骂干部战士，口碑极差。在炉霍时，张国焘要来红军大学视察，红军大学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让张国焘检阅。

这次的阅兵的指挥是未来的开国上将，红军大学的教育长(相当于参谋长)张宗逊。张宗逊把部队集合好后，李特就开始耍威风，当着检阅部队的面，跳起脚来指着张宗逊的鼻子就骂，骂的话十分粗野下流。

大概张宗逊被看作是反对张国焘的人，要故意整他一通。张宗逊笔直地站在那里，被骂得狗血淋头,眼泪直流。如此野蛮的行为，让罗通他们实在看不下去。

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之后，对于不肯就范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搞了不少小动作，甚至是大动作。

在生活上，张国焘自己吃的是小灶，而朱德却连炊事员也没有，他只得和战士一块吃大灶。当时，张国焘他们还煽动四方面军的人找朱德的麻烦。

朱德有一匹坐骑，是一匹骡子，从江西带去的，他很喜爱。四方面军的几个伤员找总司令要马骑，他们还要朱德的骡子。张国焘的亲信，担任过张国焘秘书的红五军团政委黄超甚至指使人要杀朱德的牲口，解决给养问题。同时，张国焘还把朱德与康克清隔离开了，使他们不能在一起互相照顾。

罗通在书中还写到了这么一个细节：朱德的生活受到限制，我们做供给工作的同志又气愤又着急，于是想通过红一方面军的老部队搞些食品，为朱老总改善一下伙食。我们先去了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见到我们后，说话很谨慎，对我们较冷淡。在张国焘的淫威下，罗炳辉也害怕。一来他是一方面军的，二来他在我的家乡起义前与红军作过对。他怕被人抓辫子，挨整。在当时的气氛下，我们理解他承受的压力，没有给他出难题。后来，我们去了五军团，找董振堂。董振堂听了朱老总的处境后非常气愤。他慷慨解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