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城门是曹化淳打开的吗？

近日，有读者在后台留言，论及“曹化淳开北城门，迎接闯王”一事，认为北京城门并非曹化淳所开。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来说明一下。

1644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李自成率大军入城，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

关于北京城破，有史书记载是宦官曹化淳所为。比如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就记载说：

是夕，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贼入，守城勳卫尽遁；御史光时亨迎降。外城巳陷，而内城尚未知也。 城陷，或谓先有人伏内通太监曹化淳弟曹二公，内应开门。一云太监王相尧率内兵千人，开宣武门，出迎贼。贼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锦衣吴孟明，遇之于宣武大街，犹谓援兵；问之，乃知是贼。太监曹化淳同兵部尚书张缙彦，开彰义门迎贼。一云张缙彦坐正阳门，朱纯臣守齐化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降，闻城中火起，顺成、齐化、东直三门，一时俱开。贼先入东直门。一云辰刻得胜、平子、顺成、齐化、正阳五门，一时俱开。

而谈迁《国榷》卷一百，崇祯十七年三月丙午与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一《睿谟留憾》中皆如此记载。

在孟森《明史讲义》、傅乐城的《中国通史》、魏雯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樊树志《晚明史》中均采信是曹化淳开城门一说。

汤纲、南炳文所著的《明史》则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记述开门者是谁。

但曹化淳本人有意见了，上疏给清朝统治者，说北京城门并不是自己开的。曹化淳之所以要辩解，是因为宛平县的一个普通百姓杨时茂，对于那些前朝投降的官员们极度不满，所以向清廷上疏，要求惩处曹化淳、田贵、洪承畴这些投降的人。

曹化淳的上疏得到了清廷的支持。根据《五乡县志》记载。

曹化淳，字皞如，赵甫庄里人，工儒业，善草隶，由司礼监任大司礼，廷鞫多所平反，矜疑开释者至二千余案。周旋掖庭，每于将顺成其匡维，怀宗嘉为“公清直亮”。建武清会馆于京师，以待宾兴，士继饩授餐皆如礼，助建尊经阁，翼振文风。迨怀宗不讳，义不辞难，亲为含殓，上疏乞封陵安厝，情词诚恳，悉沥肝膈。世祖章皇帝鉴其悃忱，召侍讲帷准，不受职。时有流言诬以广宁东直门事者，上疏奏辨。奉旨：“曹化淳无端抱屈，心迹已明，不必剖陈，该部知道，钦此。” ——《乾隆武清县志·卷八·人物·乡贤附内臣·曹化淳传》

同样是根据《武清县志》记载，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两次下达谕旨对曹化淳进行祭奠。

而在曹化淳族谱网站上记载：

“崇祯十二年二月，曹化淳蒙允告假还乡。”

然后：

（顺治）元年十月，顺治帝移驾北京，曹化淳赴都上疏，请妥怀宗（建州赠崇祯皇帝之庙号）帝后陵寝。经恩准，委内官监冉肇总理其事。

也就是说，在1639年二月到1644年十月之间，曹化淳是不在北京的，所以他当然不可能去开北京城门。

但争议也在于此。顺治、康熙两任皇帝为何要亲自下场为曹化淳辩解？若不是曹化淳有价值，他们值得去为一个前朝太监那么去做？

而康熙、顺治以及他们身边的亲信在甲申之变时都不在北京城内，根本不是见证者。

证据一：

陈济生《再生纪略》中，记载说内监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至五万三万者。因为陈济生本人就在北京城内，这样的记载是有可信度的。

而这样文献的记载并不只有这一处：

（周）奎自具疏，勉捐一万。内监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至五万三万者。内监王之心富第一，上面谕之，对以家计消乏，仅献一万。 ——东邨八十一老人《明季甲乙汇编》卷一，崇祯十七年三月戊戌。

崇祯逼捐是在1644年，如果曹化淳已经在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北京城，那么他又如何出现在北京进行捐款呢？

证据二：

冯梦龙在《燕都日记》中还说了一件事：曹化淳建议崇祯安葬魏忠贤的遗骸，并说如果魏忠贤还在，事情必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糟糕。

起复内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化淳昔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首。呜呼！此真谬举矣。

既然曹化淳1644年都还在北京给崇祯建议，如何又说他已经告老还乡呢？

证据三：

而在北京城破在即之时，城中的官员和宦官早就开始在为自己谋划后路，杭州人魏提塘在兵部任职，就看到了那份准备投降的名单，宦官之首是曹化淳，文官之首是张缙彦。万斯同在著史之时，收集资料，就见到了魏提塘，魏提塘亲口给他讲述了此事。

这无疑是一份有力的证据，因为这是当事人亲眼所见。

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 ——戴笠、吴乔《流寇长编》卷十七，崇祯十七年三月甲辰。

如果北京城门不是曹化淳打开的，那么打开城门的人只可能是兵部尚书张缙彦，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兵部尚书这一个官职是否有能力开城门。众所周知，明朝以文制武，以内制外。

证据四：

而谷应泰的《明史记事本末》也是记载曹化淳就在城内：

兵部尚书张缙彦奏曰：“时势如此危急，臣屡至城阈，欲觇城上守御，辄为监视抑沮。今闻曹化淳、王化成缒贼杜勛上城，未知何意，恐有奸宄不测。”章上上手书遣缙彦上城按之。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九《甲申之变》。

加上前面《明季北略》、《国榷》、《甲申传信录》等等文献的记载，足以说明问题。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北京城内城设立了九座城门，俗称的“内九门”，由此诞生了“九门提督”这个官职。明代，九门提督的全称是“提督九门内官”。看名字就知道，这个官是由太监担任的，属于内监衙门。城门的掌控权是在宦官手里的，张缙彦想要单独打开城门是不可能的。而崇祯帝任命的城防负责人是襄城伯李国桢，但是因为欠饷，士卒皆不应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帝在三月十六日将皇宫内的宦官大部分派上了城墙，这些司礼监的大太监们才是真正的决策者。《甲申传信录》记载说：

三月十六日，李国桢上言：守城军羸弱，不用命。即日令内侍皆上城。

而崇祯向来多疑，在生死存亡的时刻更是如此，比如唐通勤王，崇祯派监军太监杜之秩与其一起守居庸关。唐通领军出关战李军，但杜之秩却开居庸关向李投降，导致唐通腹背受敌不得不降。宣府同样如此，巡抚朱之冯原本要坚守，但监视中官杜勋却早早跑去城外迎接李自成，宣府不战而降。

所以在这个时候，城防负责人实际上就是司礼监的大太监，所以曹化淳也有打开城门的权力。

曹化淳是否开门降李自成，史料记载矛盾重重。清廷为其开脱，但当时笔记、当事人证言均指向其参与。

但个人倾向于是其所为。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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