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叶元帅找宋时轮办事却被拒，叶帅大怒：你就是怕麻烦

1984年春季，军事科学院有一通电话。在秘书第三次转接未成功之后，叶剑英放下话筒苦笑，称宋时轮这是故意躲避他。此时距离他们两人初次相识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年。从北平军调部针锋相对的谈判桌，到军事科学院灯火明亮的编纂室，这对老搭档首次遇到帅令在中军帐无法出去的尴尬情形。而引发这种情况的原因竟然是叶帅一定要让宋时轮为《叶剑英传略》撰写序言。

我认为宋时轮的回避并非是在摆架子。这位开国上将有着三段特殊的入党经历，这使得他比其他人更加清楚名分的重要性。1927年第一次入党之后因为清党而入狱，1930年在进行游击作战的时候重新入党，在长征的路途当中又因为AB团嫌疑被开除党籍长达三个月。这样在组织边缘反复出现的遭遇，让他对于僭越二字格外敏感。如同他之后向传记组解释的那样：元帅的传记序言，应当是由中央领导或者史学泰斗来撰写，我宋时轮算是什么？

记得在翻阅档案的时候看到一个生动的对比情况。在1946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时候，宋时轮担任执行处长并且和美蒋代表拍桌子，叶剑英是他非常有力的后台。有一次为了争夺河北安平镇的调停权，宋时轮连夜起草了长达十二页的抗议书，叶帅看完之后只添加了一句“勿谓言之不预也”，然后转过头来对秘书开玩笑说：“这头湖南骡子，撞了南墙还得啃块砖头”。这样的默契情况，到1980年启动元帅传记编纂的时候就有了不同的变化情况。叶帅点名让军事科学院负责自己的传记，宋时轮作为院长自然就成为了总负责人。

1935年长征途中叶剑英截获张国焘密电一事，在80年代被部分党史学者质疑称并无此事。宋时轮没有随波逐流，将这件事写入传记，还特地派人去核查当年的电报收发记录。叶帅后来知道此事，摸着轮椅感慨：宋时轮认死理的样子，和当年在军调部查值班表时是一样的。草地电报事件成了一个被检验的事情。

推动序列风波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时代状况。1984年中国军队正在进行现代化转型。两位老帅对于如何确定历史有着细微的不同意见。叶剑英想要突出谋臣的形象，宋时轮却坚决主张要书写南昌起义前叶参座偷地图的莽撞旧事。这种对于历史书写权的较量，难道不也是对于军队未来走向的一种暗示？如同宋时轮私下所说的：总是把元帅写成谋划得十分周全，那么年轻人或许会觉得革命好像是棋盘推演一样了。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宋时轮的拒绝实际上是另一种忠诚。他在主编《合成军队战斗条令》的时候存在一个习惯，每一篇稿子都得念给炊事员听，如果炊事员听不懂就重新进行书写。他这种贴近实际的执着，使得他认为元帅传记的序言应该由更加贴近群众的人来执笔。之后他虽然没有撰写序言，但是在后记里添加了一段话，提到叶帅最可贵的地方是始终用延安窑洞的油灯去衡量北京的电灯。这样的评价比任何进行歌功颂德的序言都更具有实质内容。

所以当传记正式出版的时候，叶剑英抚摸着没有序言的扉页说道：这头骡子终究没有愿意戴上笼头。宋时轮在军事科学院进行终审会议的时候，针对传记里叶帅三次重大决策失误的段落拍桌子表示：一个都不修改！历史并非是用来梳妆打扮的镜子！这看起来相互背离的坚持，如同他们初次相识时共同饮用的那坛汾酒一样，在辛辣的背后有着共同的本质。革命者之间最为深刻的相互理解就在这个地方。

两位老帅的故事好似一面镜子。当我们在史料中寻觅完美的革命者时，他们借一场推序风波予以提醒：历史的重量并非在于光环的叠加，而是存在于很多带有缺憾的选择之中。宋时轮在晚年常常念叨，如果叶帅的传记被写成圣人传，那可真的对不起叶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