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湿地的千年谜案：被史书抹去的“濮人之国”，到底是否存在？

江汉平原的雾气还未散去，关于濮人的谜团却已经在史书与泥土中翻腾了千年。如果你捧起一本中国古代典籍，从《尚书》《左传》，到《史记》《汉书》，多少会碰上“濮人”这个名字，他们就像长江边那些偶尔露出的岛礁，始终若隐若现。

但奇怪的是，做了几千年“配角”的濮人，竟始终没人能说清他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国家：既没有王都的大门朝哪里开、君主姓甚名谁的确切记载，也没有疆界边防的官方说法。这就像一部没有主角的连续剧，戏份不少，却没人能确切说出主线人物。

关于濮人的来历，最早的蛛丝马迹得追溯到《尚书》。那年武王伐纣，牧野大战一触即发，资料里晃晃悠悠冒出四个字——“濮人来助”。这一笔带过，实际暗藏门道：能让当时的诸侯集团记上一笔，濮人绝不可能只是散兵游勇，很明显，这是有团有伙的。

可惜好景不长，后面的典籍里，关于濮人几乎一律“惜字如金”。到了春秋战国，尤其是在《左传》里，濮人的身影忽明忽暗。不是“楚伐濮”，就是“濮叛楚”，要么在战火里折腾，要么在盟约里较劲。每一次出现，都像在告诉你，他们既不是随便被捏的软柿子，也不是可以轻易被拿捏的角色。

讽刺的是，无论哪个朝代，史书都只把“濮”当成标签，却几乎不说他们有怎样的王、建在哪里的城。这种“有名无姓”的记法，并不罕见。越是边缘、越是不符合中原书写习惯的族群，越容易变得模糊。

更奇的是，时间一到秦汉，司马迁的《史记》直接给濮人“升了级”，一并归到“西南夷”里头，和滇、夜郎这些南方遥远的部落绑在一起。听起来像是人口散了、地盘大了，可也可能只是被归纳的结果，历史的书写权，总归是在胜利者手里。

那主题就来了——濮人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国家？如果听从传统解释，大多数早期历史学家会摇头。他们给出的理由乍听也合情合理：你看正史里没“濮国”，没人叫“濮王”，连点类似王城、政权系统的记录都找不到。

不过，提这个问题本身就充满陷阱。细细想来，历史的标准都是中原本位的，君王、城邑、礼制这些，注定是玩转都城体制、讲究宗法制度的那种“国家”模板。但如果不合这个规矩，是不是就算“没国家”？

最近这些年，风向有点变了。有不少学者突然开始怀疑：为什么楚国要动用大军一次又一次“堵”濮人？又不是简单的“剿山匪”。而且考古学家在湖北和湖南那些湿漉漉的江汉地带挖出的濮人遗址，陶器、墓葬都摆得井然有序，跟“流寇作坊”完全沾不上边。

比如很多地方出的陶器花纹就别具一格，和北方流行的完全不同；墓地成片、分区明显，埋葬随葬品甚至出现了青铜器、玉器，大墓和小墓一对比，社会分层跃然纸上——这不就是“国家”的苗头吗？

再讲讲濮人的故事越讲越“离谱”的一点，是到了西南。考古队在滇池边、贵州的山区，居然摸到跟江汉濮人一样样的陶器。这说明什么？不是迁徙，就是互动，一个跨省横跳的族群背后，怎么可能没点组织网络？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冷笑，说这些只能说明濮人厉害点、会开会、会商量事，但要认定为“国家”还差得远。没都城、没王，凭什么比肩那些堂堂正正写进《史记》里的王朝？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

但要说彻底否定濮人“国家”可能，其实也有点蛮不讲理。历史上太多“王”的符号，都是后来定义出来的。你看楚人灭了濮人，后面史书就统一话术，把他们归成蛮夷，自己是“正规军”，历史就此改写。

有意思的是，先秦时期史家就有个惯例——喜欢拿族群名代替国家，比如“戎狄”“东夷”，其实内部也未必一点组织没有。说不定，濮人有自己的政治核心，只是名字没流传下来，在典籍里被一笔带过。

目前考古上的尴尬在于，翻遍江汉湿地，还没人挖出一座可以百分百盖棺定论说“这就是濮人的王都”。不过，考古圈的人也谨慎，说穿了，他们偏向于把濮人看成是处于“国家”门槛上的“复合社会”——比部落联盟成熟，但还没走到咸阳、洛阳那种一锤定音的中央政权。

如果非要追根究底，为什么“濮国”到现在还只存在于猜想呢？楚国写历史，最后胜利是他们，自然没兴趣帮老对手立传。一方面，中原史官本来就有“门槛”：只认可有城有王有礼的“正统”，对人家血缘宗教和地方共治嗤之以鼻——不是我们认知的“国家”，那就算你没国家。另一方面，这些边缘族群往往只留族名而不留国名，本就是史官“懒”的体现。

最后，濮人究竟是不是曾经的江汉之主、是不是埋藏在泥巴下的“无名之国”，也许真得等哪天新的考古奇迹梦幻般出现。如果说，历史只记录了中原王朝的燃灯和高墙，那些参与过中国文明早期竞逐、却没写进史官册子的“无名英雄”，或许永远都只是一个名字。

说到底，濮人之谜也许只留给这种想象空间。江汉水气中飘着他们的传说，但答案，可能就埋在下一块未被翻动的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