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得丑没资格吃皇粮？大挑制度：从看脸到看钱的仕途内卷史

在清朝，考中举人远不是仕途的终点。想真正穿上官袍、吃上皇粮，除了继续考下去，其实还有条重要的路可走，就是大挑。

再补个小知识点。清朝选官，进士里头也分三六九等，只有一甲和少数优秀的庶吉士能进翰林院这种清贵之地，多数要么去部院里跟着学习历练，要么直接外放当知县；举人就差了一大截，会试考不上，想当官只能挤拣选、大挑、截取这三条窄路，而大挑，大概是其中最看 “眼缘” 的一条。

大挑制度定下来后，核心规则很快就清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朝廷明确规定 “举人三科不中，准其拣选”。从乾隆到嘉庆初年，国家还算太平，官场里的冗余官员不多，大挑对举人来说，更像条靠谱的 “保底通道”，执行起来也相对规范。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记着，早期大挑的标准，是皇帝给主持挑选的王公大臣们的训示：“先取强壮，后取人品”。这里的 “强壮”，可不是说要多魁梧，只要身体硬朗、精神饱满，能扛得住地方治理的辛苦，别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就行；

“人品” 也不是咱们现在说的道德品行，而是选官语境里的 “官仪”—— 举止稳重、言语得体、气度端方这些综合印象，其实跟公务员面试差不多，长得丑基本没戏。至于学问，会试早就考过了，大挑要筛的，是那些 “看着就不像能当官的人”。

那会儿大挑没有固定的录取比例，挑选时通常是十个举人站成一排，由王公大臣们商量着定，一般会选出两人左右为一等，三人左右为二等，没什么绝对的定额。淘汰率不算低，但胜在稳定。更关键的是，那时候官缺相对充足，只要被选中，基本不用等太久就能上任，不用像后来那样熬白了头。

可到了嘉庆中后期至道光年间，情况慢慢变了。一方面，人口一个劲地涨，考中举人的数量也跟着翻了倍，每次大挑的竞争者多了一大截；另一方面，官场里的冗余官员越来越多，官缺却没见怎么增加，大挑也就从之前的“大学生包分配”，变成后面的全面内卷了。

表面上，大挑的标准没改，可实际筛选起来，细枝末节都能定成败。民间甚至总结出了 “同、田、贯、日” 四字相法，说是面方像 “同” 字、身正像 “田” 字、个高像 “贯” 字、体匀像 “日” 字的举人才有戏。那些举止稍显轻浮、气度不足、其貌不扬（没错，杜凤治，说的就是你）的举人，哪怕身体再强壮，也容易被刷下来。

更让人无奈的是，“同乡京官印结” 这东西，从之前单纯的流程必备，悄悄变成了实打实的加分项。参加大挑前，举人得找同乡的京官开个印结，证明自己身家清白才能被保送 —— 以前这就是走个过场，可到了这时候，要是京官能给挑选大臣递句话、提个名，选中的概率能翻好几倍。

段光清自己在道光二十四年参加大挑时，就托了同乡京官的关系，再加上他年富力强、谈吐从容、形象也不错，才顺利中了一等；同县的汪省吾条件跟他差不了多少，就是没托上关系，最后只得了二等。

举人们的心态，也远不如早年从容了。段光清在自己的年谱里记过个细节：进京赴挑的路上，同行的举人为了凑够盘费，都公然买大烟带进京城卖，被路人瞧见了，嘲笑他们 “不是进京求官的老爷，倒像是贩烟的客人”。他劝对方 “咱们这一路，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可这话里的无奈，大概也只有同为举人的人能懂 —— 为了生计，连大挑本该注意的形象，都顾不上了。

段光清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他赶上的是科举最后的黄金期。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再加上清朝财政一步步走向崩溃，科举和大挑制度在咸丰之后彻底变了味。官缺被捐纳的、立军功的人大量挤占，举人们的候缺之路，彻底变成了望不到头的 “地狱模式”。

这里得说清楚个制度细节：大挑二等的法定出路本是学官，可到了晚清，学官的空缺更少得可怜。不少举人为了搞到工作，只能咬牙注销大挑的身份，再通过捐纳获取 “拣选知县” 的候选权。

杜凤治就是个典型例子：他是道光甲辰年的恩科举人，咸丰五年参加大挑中了二等，按规矩该授学官，可候不到啊，他只能注销大挑身份，借钱捐了个 “拣选知县” 的资格 —— 可这资格，也只是拿到了一张 “候缺号码牌”，离真正上任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可在当时吏部的铨选规则里，捐纳的、立军功的人都能插队，举班的候选者只能往后面靠。杜凤治前后去吏部候拣了三十多次，次次都落了空。

没办法，只能在北京给官员当教书先生混口饭吃，“每月脩金京钱十六千，合银一两三四钱”，东家给的饭食差到咽不下去，只能自己买块腐乳下饭，连自己都养不活更顾不上家人，在老家的发妻和幼子贫病而亡，他却束手无策，这也成了他一辈子的痛。

实在熬不住了，他又借高利贷，加捐 “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这可不是简单的 “买插队权”，而是通过捐纳改变了自己的候选排队类别 —— 清代铨选有 “单月选”“双月选” 的区分，加捐之后就能不受这个限制，进入更快的轮次，说到底，还是靠钱换机会。

即便如此，他也等到同治五年才抽中广东广宁县知县的缺。同治三年的时候，他被归到 “三十七卯” 候选，本来排第三，按规矩得等七八年，后来还是因为排第二的人家里出了丧事要丁忧，他才升到第二。

可这还不算完，又赶上翰林院庶常散馆，那些排名靠后的庶吉士改授知县，俗称 “老虎班”，优先级比他还高，只能再等。最后还是靠 “大计” 考核时不少知县被弹劾，空出了一批缺，他才补上，这时候距离他参加大挑，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

更讽刺的是，晚清的大挑，连最后的 “官仪考察” 都成了走过场。挑选大臣没耐心细看，除开关系户，其他人往往被扫一眼就定了生死。当时举人间流传着个笑话：有个举人因为下巴上长了颗痣，被大臣说 “面相不吉”，直接就刷掉了；还有个举人走路稍微有点跛，明明身体结实得很，也被归为 “非强壮” 类，错失了机会。

《清实录》里就记着，同治年间有大臣上奏，说大挑 “挑选过急，多有遗珠之憾”，可朝廷也没办法，官缺就那么多，只能草草了事。

回头再看，大挑制度的演变，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抛物线：它因“壅滞”而设，最终却因更深重的壅滞而亡。但这绝非一个简单的腐败故事，而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系统性拯救。

乾隆皇帝创立大挑，好比在一条即将淤塞的河道旁，小心翼翼地开凿一条泄洪渠。他的算计是精明的：用一个小小的制度开口，定期泄放掉举人阶层中最焦躁不安的压力，换取整个科举大厦的稳定。在帝国全盛期，官仓尚丰，这条小渠确能奏效。

他无法预见的是，此后百年，帝国的“泥沙”（举人、捐纳者、军功者）会以指数级增长，而河床（官僚体系的职位定额）却近乎凝固。嘉道年间的“拼人脉”，只是水流开始浑浊的征兆；

到了咸同光年间，捐纳大开、军功激增，意味着整条河道已被特权与金钱的巨石彻底阻塞。此时，大挑这条小渠无论怎样修缮，都已毫无意义——它分流的已不是清水，而是同样污浊的泥浆。所谓“挑钱不挑人”，正是制度全面失效后，最赤裸也最真实的生存法则。

于是，举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古典时代的内卷绝境：他们按照帝国设定的唯一正途（科举），耗尽家财与青春抵达了一个站台（举人），却发现站台前方，帝国承诺的那班列车（官职）早已超载瘫痪。杜凤治们通过近乎自毁的方式（借贷捐纳）扒上了车厢，而更多的无名者，只能永远滞留在站台，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这就像一场无人能逃的远征：后世的大学生们怀揣相似的期待启程，挤在同一条被许诺的路上，却发现路的尽头，站台早已拥挤不堪。

大挑的讽刺在于：它本想成为科举制度的安全阀，却成了压垮后者信誉的最后一根稻草。当“考而优则仕”的古老契约，在众目睽睽之下沦为“财与势则仕”的黑色交易时，读书人心中那座神圣的灯塔便熄灭了。这不仅仅是几个候补官员的个人悲剧，而是整个传统社会流动信仰的崩塌。

因此，大挑的消亡与科举的革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宣告了，一个试图用前现代的制度工具，来管理近代化人口与财政危机的帝国，其修补式改革已走到尽头。举人与进士的出路差异，在此刻也失去了讨论的必要——在系统性崩溃面前，所谓的“优先通道”与“候补梯队”，不过是沉船时头等舱与三等舱的区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