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夏季,陕西横山县长峁墕村农民冯广玉在进行耕地操作的时候,一只脚踩塌了已经埋藏了四百年的窑洞顶。偶然发生的这个天坑塌陷事件,竟然成为了重新对李自成历史地位进行评估的起始点。之后考古队对一个有14孔窑洞的院落进行清理,碾盘以及炕石都还存在,很明显是明末陕北典型的家族聚落。这位被旧史书简化成流寇的起义领袖,一下子有了真实具体的家乡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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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颠覆传统认知的是江口沉银遗址的那枚永昌督理之印。2013年出土的永昌大元帅金印曾经存在真伪方面的争议。到了2022年,同批次出水的银印出现了。这两枚印章都采用九叠篆的字体,都刻有癸未年仲冬吉日造的字样。考古队长刘志岩当时激动到声音都颤抖了,他表示这意味着在1643年冬天有人系统地铸造了一批带有永昌年号的官印。李自成政权在占据西安前的半年就已经规范了印信制度,不像是流寇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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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看,李自成在兵败之后选择联合明朝抵抗清朝的战略决策有了新的含义。当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转向南明政权的时候,李过所带领的忠贞营在湖南广西坚持抗击清朝长达十四年。这种在民族大义方面的坚守,和他早年提出的均田免粮举措一样,都超越了简单的对地盘的争夺。如同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分析的那样,大顺军初期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想要获取天下把人心当作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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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李自成是完美的英雄有点过于夸张。他进入北京之后军纪不好是有明确记录的。刘宗敏拷打明朝官员,牛金星热衷于门生拜帖,这些都是无法抹除的问题。但考古发现至少让我们清楚:这个出身于陕北窑洞的起义者,并非传统史书写的那种破坏狂,而是一个想要建立新秩序却最终失败的复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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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到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时候,他所批判的并非是李自成起义的正当性,而是李自成成功之后腐化堕落的教训。这样的辩证看待或许才是对历史人物最为公正的态度。既不应该把历史人物神化成为完美无缺的人,也不应当把他们贬低成为流寇。
现在横山故居遗址旁边的酸枣树又长出了新的树枝。夹山寺的梅花诗板还保持着那股倔强的状态。这些沉默的见证者,比任何史官的评述都更加接近真相。李自成也许失去了江山,但是他所代表的平民抗争精神,已经融入到这片土地的基因之中。如同江底沉银上的永昌二字,水流冲刷了三百年,依然清晰得如同就在昨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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