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升大军区政治部主任，还没有上任被要求转业：没有商量余地？

一九九七年的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盖不住一股子迟暮的寒意。

躺在床上的老人，手指颤颤巍巍地指了指床头柜。

背景乱糟糟的，身后全是刚刷了红漆的弹药箱，他跟几个浑身油污的工人站在一起，笑得满脸褶子。

这就叫，别人把官当梯子爬，他把自己当砖头垫。

故事得倒回一九六五年三月，那是个透着倒春寒的日子。

对一个开国少将来说，这叫“归队”，是回老家，是去最熟悉的战场。

那时候他心里估计正盘算着怎么抓训练、怎么搞动员呢。

这话一出，换谁都得蒙圈。

让一个拿枪杆子的去管笔杆子，这不就是让张飞去绣花吗？

理由特别简单粗暴：就要他在炮火里熏出来的那个执行力。

颜金生二话没说，也没讨价还价。

这人路子野，刚上任就不按套路出牌。

没舞台？

拿土堆凑；没麦克风？

那就扯着嗓子喊。

那时候机关里有人私下嘀咕，说这新来的副部长简直是乱弹琴。

可你猜怎么着？

这招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还真就把死水给搅活了。

可惜啊，老天爷好像专门喜欢捉弄老实人。

一九六六年，那场大风暴来了。

本来颜金生是去当“催化剂”的，结果瞬间掉进了修罗场。

曾经搭班子的战友一个个倒下，进了“牛棚”，反倒是他，因为资历浅，又是个带著试验性质的“军代表”，成了一个尴尬的“幸存者”。

那日子才叫难熬，大楼里灯火通明，喇叭里喊得震天响，他虽然坐在办公室里，其实早就被架空了，就像是在惊涛骇浪里死死拽着一根快断的缆绳，还得假装自己在开船。

好不容易熬到一九六八年底，风向变了，中央说让老军人们“归队”。

这本该是颜金生的翻身仗，结果总政那边想让他去陕西省军区时，卡壳了。

这逻辑，简直能把人气笑。

好在后来有人拍了桌子，一九六九年四月，命令终于下来了：去陕西。

说是回部队，其实跟流放差不多。

从大军区的主任人选，变成了省军区的政委，而且主要任务是抓生产。

这要是换个心气高的，估计早就躺平了。

但颜金生到了陕西，就像变了个人。

他不再是那个在北京如履薄冰的京关，直接把自己变成了车间主任。

那五年，颜金生基本就“长”在兵工厂里了。

他不爱坐办公室听汇报，就爱钻车间闻机油味。

一开始工人们怕他，觉得是上面派来的监工。

后来发现这老头经常端着饭碗蹲在车间门口问：“今儿伙食油水够不够？”

甚至有时候还帮着搬弹药箱。

咸阳那个新建的兵工厂，硬是被他带着人把试生产期缩短了整整八个月。

在他眼里，哪怕手里拿的是扳手，那也是保家卫国的枪。

那是他这辈子笑得最踏实的时候，没有勾心斗角，只有刚刷好漆的弹药箱和一群满身油污的兄弟。

这种安生日子也没过太久。

一九七五年，新疆那边局势复杂，干部关系乱成一锅粥，急需一个能镇场子又懂调和的人。

上头一琢磨，还得是颜金生。

这人就像块万能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他又是卷起铺盖卷，一头扎进了乌鲁木齐。

到了那儿，他没搞什么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搞起了“火线谈心”。

带着工作组下连队，开场白就一句：“大家别客气，有啥问题直接怼我脸上。”

这种单刀直入的风格，愣是把积攒多年的火气给化解了。

等到一九七七年，“四人帮”倒了，军队面临着空前的重建任务，特别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

总政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这位置那是绝对的“火山口”——既要懂历史旧账，又要敢担责任。

毫无悬念，这担子又压在了颜金生肩上。

回到北京后的那两年，颜金生简直是在拿命跟时间赛跑。

他的办公桌上，永远堆着像小山一样的卷宗。

每一份档案背后，都是一个老战友的政治生命，甚至是一家老小的活路。

他手里的红蓝铅笔，每划过一个名字，每打一个勾，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重生。

那两年，他几乎没在夜里十二点前睡过觉。

身边人劝他悠着点，他总是乐呵呵地说：“牌都翻开了，总得有人来收拾残局吧。”

这种高强度的透支，其实就是在预支自个儿的寿命。

一九八三年，颜金生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倒在了岗位上，心脏实在是带不动了。

一九八五年退居二线。

直到一九九七年去世，这老爷子都没写过一本回忆录，也没在公开场合吹过自己的牛。

你说他这一辈子图啥？

每一次转身，都不是他自己选的；每一次接手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干的烂摊子。

但他身上就有那股子老派军人的劲儿——不问前程，只问任务。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颜金生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九岁，走的时候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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