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不该亡的王朝，别朝都是衰落而亡，此朝却在“强大”中灭亡

公元618年的那个春天，扬州行宫里静得吓人。

一个五十岁的中年男人，正对着铜镜发呆。

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突然冒出一句让人后背发凉的话：“好头颈，谁当斫之？”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么好的一颗脑袋，最后会是谁把它砍下来呢？

说这话的人，是隋炀帝杨广。

在这个时间点，他名义上还是坐拥万里的皇帝，手里的钱多得数不清，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看似巨无霸的帝国，其实早就烂透了。

果不其然，仅仅几天后，并没有什么义军杀进宫，反而是负责保护他安全的禁卫军，用一条白绫勒断了这位帝王的喉咙。

大家聊起隋朝，第一反应通常是“短命”，第二反应是“暴政”。

但我刚查了一下数据，发现一个特别反常识的事儿：隋朝灭亡几十年后，到了唐朝贞观年间，老百姓吃的粮食，竟然还是隋朝留下来的陈粮。

这就很离谱了。

一个能让后世吃了50年存粮的富裕王朝，一个拥有当时地球上最强动员能力的帝国，怎么就在短短14年里把自己给玩死了？

其实吧，这事儿真不赖别人。

这就是一场关于“急躁”的豪赌，也是一对父子最纠结的博弈。

把时间倒推回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的杨广，还不是那个荒淫无道的暴君，而是一个实打实的“影帝”。

杨坚这辈子最恨两件事：一是铺张浪费，二是男人花心。

偏偏大儿子、太子杨勇是个直肠子，喜欢穿名牌，家里妻妾成群，还在老爹面前不知道收敛。

杨广看透了这点。

作为老二，他想上位，就得演。

史书里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

每次杨坚派人去杨广府上视察，杨广都会提前把家里漂亮的姬妾锁进小黑屋，只留几个又老又丑的，穿着粗布衣服在外面端茶倒水。

他自己呢？

乐器上的弦断了，故意不换，积满灰尘摆在那，意思是“我不玩物丧志”。

甚至连出门的马车，杨广都故意弄得破破烂烂，比普通县令的还寒酸。

这一演，就是整整二十年。

大家试想一下，一个野心勃勃、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为了一个目标，压抑本性装孙子装了二十年。

这得需要多深的心机？

这得积攒多大的反弹力？

公元604年，杨坚在仁寿宫不明不白地咽了气（野史说杨广下了黑手，这事儿到现在也没个定论），杨广终于撕下了面具。

那一刻，在这个35岁的男人心里，估计没多少悲伤，更多的是一种报复性的释放：老子终于不用装了，我要干大事。

杨广是不是个无能的昏君？

还真不是。

相反，他太能干了，能干到老百姓根本跟不上他的节奏。

他登基后的操作，简直就是给帝国开了“十倍速播放”。

首先是迁都。

他看中了洛阳的地理位置，大手一挥：搬！

这事儿要放在别的朝代，得论证个十年八年，修个二三十年。

杨广不，他限期完成。

为了赶工期，每晚动用两百万人烧火照明，照得方圆几十里亮如白昼，硬生生在一年内拔地而起一座超级都市。

紧接着就是大运河。

朋友们，别被演义里“方便下江南看美女”的段子骗了。

杨广修大运河的真实战略意图，是要把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像血管一样连起来。

这绝对是一个功在千秋的工程，但杨广把它变成了当代的噩梦。

为了赶进度，官吏督工极其残暴，那是真正的“尸骨铺路”。

据记载，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完工，男丁不够用了，最后连妇女都被征发去挖河。

河水通航那天，杨广坐在极尽奢华的龙舟上，后面跟着几千艘船，绵延二百里。

河面上是锦绣繁华，河岸边是累死的民夫和饿殍。

这就是隋朝崩溃的前奏：宏图大业是给后人看的，当下的苦难却是实实在在的。

但真正压垮骆驼的，不是运河，而是杨广那爆棚的“征服欲”。

杨广觉得自己是千古一帝，必须要把周边不听话的刺头都剃平。

目光锁定在了高句丽（在现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那一块）。

这时候，隋朝那恐怖的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杨广一声令下，集结了113万战斗部队，加上负责运粮的民夫，总人数超过300万。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人类冷兵器战争史上罕见的超级军团。

大军出发时，队伍首尾相连，前军已径出发了四十天，后军还没走出大营。

战争不是人多就能赢的。

杨广犯了兵家大忌：他既要当前线总指挥，又要当遥控微操大师。

他下令，前线将领不许擅自进攻，所有军事行动都要向他请示。

这简直是灾难。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等请示的奏折送到杨广手里，再等他的命令传回去，黄花菜都凉了。

第一次征伐，30万大军渡过辽河，最后活着回来的只有2700人。

换个正常皇帝，这时候肯定要休养生息，下个罪己诏安抚人心。

但杨广不，他的逻辑是：我是完美的，失败是因为你们不努力。

于是，第二次、第三次征伐接踵而至。

这时候的隋朝社会，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了。

为了躲避兵役，老百姓甚至不惜砍断自己的手脚，称为“福手福足”。

意思是，虽然残废了，但至少不用去送死，这就算是一种福气。

一个逼得百姓自残以求生存的政权，它的合法性其实早就荡然无存了。

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出现了：就在杨广还在前线死磕高句丽的时候，后院起火了。

而且这火不是一般农民放的，是曾经支持他们杨家上位的关陇贵族集团放的。

当李渊在太原起兵，当瓦岗寨的英雄们在中原逐鹿，杨广其实还有机会。

因为洛阳和长安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

那是多得惊人的财富啊。

据后来唐朝官员统计，隋朝洛阳含嘉仓等几个大粮仓的存粮，直到唐太宗贞观年间都没吃完。

但这恰恰是隋朝灭亡最深刻的教训：钱在库里，人在土里；国富不代表民强，粮仓满不代表百姓饱。

杨广把国家的财富当成了自己的私产，把百姓当成了纯粹的燃料。

他以为凭借先进的制度（科举制、三省六部制）和庞大的军队就能为所欲为。

但他忘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些士兵多是关中人，他们想家了，他们不想再陪着皇帝在江南醉生梦死。

杨广死前，曾问兵变者：“我虽然对不起百姓，但对你们不薄，为什么要杀我？”

士兵的回答我们不得而知，但答案显而易见：当你把所有人都当成工具时，工具也会在这一刻反噬主人。

隋朝就像一颗流星，用最耀眼的方式划过夜空，然后瞬间炸裂。

它留下了大运河，造福了后世一千多年；它留下的科举制，改变了中国的人才结构；它留下的存粮，喂饱了初唐的盛世。

杨坚和杨广父子，用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其他朝代两百年的路。

杨广想在这一世把万世的功业都做完，结果却是：步子太大，不仅扯了淡，还把命丢了。

直到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巡视粮仓，看着那些堆积如山的隋朝粮食，叹了口气，也没再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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