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的北京,下过一场小雪,空气凉得透骨。刚刚回到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坐进中南海勤政殿的小会议室,一份薄薄的材料引起了他的注意:陈景润,身体欠佳,仍寄居在六平方米的平房里,妻子由昆在武汉军区总医院,两地分居。邓小平把纸放在桌上,眉头紧锁,朝身旁秘书低声说了一句:“记下,别让他再操心这些琐事。”
要理解这份批示的分量,得把视线拉回到更早的1950年代。陈景润1953年离开厦门大学,先到北京四中教书,随后因口齿不清被停课,只好返回厦大资料室。外表木讷、开口结巴,同行甚至担心他连一节课都讲不顺,却没人想到,这个身材瘦小的福建青年正在暗暗攀登世界数学高峰。
1957年,他被华罗庚调进中科院数学所。为了推倒哥德巴赫猜想那堵墙,他夜里点煤油灯算式子,白天抄表格练体力,连同事都看不下去:“小陈,你这样早晚垮掉。”陈景润抬头憨笑,眼神却倔强。十年后,“1+2”发表,国际同行震动,“陈氏定理”让中国数学界扬眉吐气。
然而好景并不长。1966年风云突变,研究所几乎停摆,陈景润被迫搬离实验室,去仓库搬化学桶、刷墙。没有黑板,他就在废纸箱上写公式;没有桌椅,他干脆躺板床算题。那几年,他胃出血、血压飙高,却谁也劝不住他停笔。
1974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汇报科研情况。会上,邓小平听完数所负责人介绍后,突然问:“陈景润现在在哪儿?”得到“仍在所里坚持”的回复,他当即表态:“像陈景润这样的人,我们要是有一千个,中国的科技底气就不一样。”一句话,让旁边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对知识分子“冷、硬、横”的大气候,在那一刻出现一丝裂缝。
三年后,邓小平全面复出。他把“教育、科学”摆在优先序列,在科学教育座谈会上直言:“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是根本。”很多老专家听得眼圈发红,陈景润也坐在台下,悄悄用手背抹了下眼睛。会后,邓小平握住他的手,简单一句“好好干”,却胜过千言万语。
时间跑到1980年初春,全国科学大会闭幕。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大厅对几位数学家说:“我甘愿给你们当后勤部长。”这句略带幽默的话,显然不是客套。回到办公室,他立即批示:陈景润晋升一级研究员,优先安排医疗、住房。不到两周,中关村一套稀缺的专家楼空出来——简朴,但比原来平房宽敞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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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刚有起色,问题又来了。1983年3月,陈景润因糖尿病住院,科研所同事帮忙写信反映:由昆在武汉,孩子年幼,照顾困难。信抵达中南海当天,邓小平看完直接在信上画圈圈并批注:“住房、分居、助手,一周之内解决。批示完就办。”短短二十多个字,没有任何推辞余地。随后,卫生部、总后勤部、北京市房管部门几乎同时启动。第五天,武汉军区总医院发出调令,由昆及其人事档案迁至北京309医院;第六天,数学所安排助手两名;第七天,专家宿舍钥匙交到陈家手里。北京的老同事啧啧称奇:“这效率,真见后勤部长本色。”
陈景润搬进新居第一晚,长吁一口气,对由昆笑着说:“好了,我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咱们拼命干。”他话不多,但屋里灯光下那张满是演算符号的草稿纸说明了一切——数论仍是他的整个人生。
遗憾的是,1984年车祸后遗症加重,他被诊断为帕金森综合征。由昆想辞职专心照顾,陈景润却摇头:“国家花这么大力气把咱一家团圆,你还是要上班。”邓小平听说情况,又批示允许由昆家属来京帮忙,并在户口上“特事特办”。
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生命终点到来,享年63岁。弥留之际,他抓着学生的手,嘴里低声呢喃:“1+1……继续算下去。”次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由昆对身边朋友说:“先生若还在,他一定会说——我们欠邓老的,不是一封感谢信,而是一代又一代数学家的成绩单。”
从“六平方米”到“四室一厅”,搬的不只是家具,更是国家对科技的态度;从“被迫停研”到“后勤部长”,变的不仅是个人命运,更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尊重。这份尊重,在1983年那个“一周内解决”的批示中,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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