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汉奸被枪毙，陈毅为之落泪

1949年5月11日，上海刑场那个大笑的“汉奸”，让陈毅市长在16天后哭得像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5月11日，上海闸北宋公园，阴雨连绵。

空气里全是发霉和火药混合的味道，那是这座城市易主前特有的气息。

快门“咔嚓”一声，定格了一个让后人看了七十多年都没法释怀的画面：一个叫朱大同的中年男人，五花大绑，背后插着“汉奸”的亡命牌，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他竟然在笑。

那不是那种为了面子硬挤出来的苦笑，也不是疯子的傻笑。

那是一种仿佛刚卸下千斤重担，甚至带着点儿“老子终于赢了”的狂笑。

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不干了，一口唾沫接着一口唾沫往他身上吐，骂他是卖国贼，是软骨头。

直到十六天后，上海解放，新任市长陈毅拿起那份国民党特务留下的处决名单，看到“朱大同”三个字时，突然失声痛哭。

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那个在一片骂声中倒下的“汉奸”，到底在这个世界上演了一出多么残酷的“无间道”。

说实话，很多人看谍战剧《潜伏》，觉的余则成那日子过得就够惊心动魄了。

但要是跟朱大同摆一块儿，余则成那也就是个入门级。

朱大同拿的剧本，是地狱难度的。

把时间轴拉回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当时的上海，汤恩伯的部队正在疯狂挖战壕，满大街抓壮丁，特务机构跟疯狗一样到处咬人，这就是所谓的“焦土政策”。

朱大同就是在这种高压锅一样的环境里被抓的。

那时候在老百姓眼里，枪毙朱大同简直就是“为民除害”。

为啥？

因为这人履历太脏了。

大家看看他的公开身份：先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后来抗战时候居然当了日本人的“还乡团”团长。

在那个民族情绪炸裂的年代，这两条罪名，随便沾上一条都够被老百姓把祖坟刨了的，结果他两条全占。

所以当他被押到刑场时，没人同情他，所有人都觉得这是老天爷开眼。

可是吧，这事儿越琢磨越不对劲。

如果他真是个贪生怕死的汉奸，死到临头了，腿早该软得像面条一样，哪还能笑得出来？

如果他真是为了荣华富贵才去当特务、当汉奸，那为啥抄家的时候，家里穷得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其实，这就是一场跨度长达20年的顶级骗局。

在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信任，就是把自己的名声当柴烧，只为了给别人取暖。

朱大同这人，资格老得吓人。

早在1928年他就入了党，是正儿八经的老革命。

但在1934年，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他在搞地下活动时被捕了，国民党的那些老虎凳、辣椒水全上了，这哥们硬是一声没吭。

但他脑子转得快，他意识到，光靠硬骨头死扛，除了送命没别的用。

想要搞垮敌人，就得变成敌人。

于是，他做了一个狠决定：假装叛变，打入中统内部。

这种痛苦不是常人能理解的。

你想想，身体上的刑罚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但这可是精神上的凌迟啊。

昔日的战友看他的眼神像看垃圾，家乡的亲戚提起他就觉得丢人现眼。

他只能把这些委屈嚼碎了咽进肚子里，还要装出一副对国民党死心塌地的样子。

实际上呢？

他利用特务身份做掩护，在暗地里一次次把即将落网的同志放走，把国民党的清剿计划偷偷传出去。

这就好比是在悬崖边上走钢丝，稍不留神就是粉身碎骨。

但这还不是最绝望的。

到了1941年，朱大同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为了保住手底下的抗日武装，为了搞到日军的情报，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来了个“曲线救国”——假意投降，出任伪职。

这下好了，彻底洗不清了。

表面上他对日本人点头哈腰，背地里却利用“还乡团”这个合法马甲，疯狂扩充兵力，把枪口全对准了真正的鬼子。

我查了一下当年的史料，这支披着“汉奸”外衣的部队，实际上跟日军干了几十仗，歼敌几百人。

这种操作在当时根本没法解释，也没人听他解释。

他就像一个在黑夜里独行的孤勇者，身上泼满了脏水，却用这身脏水熄灭了敌人烧向百姓的火把。

时间来到1949年春，黎明前的黑暗最是浓稠。

听着像个国民党外围组织，其实这是我党策反国民党军队的一步关键棋。

他的任务极度危险：策反地方武装，迎接解放军过江。

这本来是他潜伏生涯的最后一站。

只要再熬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他就能恢复身份，就能挺直腰杆告诉所有人：“老子不是汉奸！”

可惜啊，历史这玩意儿，从来就没有如果。

4月5日，因为叛徒出卖，他在无锡被捕，随后被押往上海。

在狱中，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了最后的疯狂审讯。

其实特务们也不傻，隐约觉得这个“自己人”有点不对劲，怎么每次他在哪，哪就出篓子？

但不管怎么严刑拷打，朱大同直到死，都没吐露半个字的机密。

5月11日那天，距离上海解放只剩16天。

他在刑场上的那个笑容，现在看来，简直有着穿透历史的杀伤力。

当时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其实已经在远处回响了，那种地皮微微震动的感觉，常年打仗的人都懂。

他笑，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赢了。

他守护的信仰赢了。

哪怕他个人倒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哪怕他还要背着“汉奸”的骂名去死，但新中国已经诞生再即，这波不亏。

十六天后，上海解放。

陈毅元帅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核查特务名单。

当他看到朱大同的名字赫然列在处决名单上时，这位见惯了生死的将军，愣是没绷住，当场痛哭。

陈毅太懂了。

在苏北、苏南那些打游击的日子里，正是无数像朱大同这样的“隐形人”，送出了关键情报，才有了新四军的一次次大捷。

这话简直就是给朱大同量身定做的。

有些人活下来了，成了传奇；而有些人像朱大同一样，死在了误解中，甚至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人都抬不起头做人，孩子在学校被骂是“小汉奸”，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好在，历史终究是公正的，虽然有时候它会迟到。

1950年，经过严密的组织核查，中央正式追认朱大同为革命烈士。

这张迟到的烈士证，不仅洗清了他身上的污泥，更还原了一个为了信仰可以不要脸面、不要性命甚至不要“身后名”的狠人。

1981年，民政部再次确认其烈士身份。

在那个波澜壮阔又残酷无比的年代，信仰真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

信仰是像朱大同这样，敢于把自己打碎了，每一片都用来糊弄魔鬼，只为了把心留给光明。

1999年，河南电影制片厂还专门出了本书纪念他。

书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大意是：我们现在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曾经有人在泥潭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

那年他才42岁，留给历史的，就是那一声大笑，和一个怎么洗都洗不掉的清白灵魂。

参考资料：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前夕烈士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革命烈士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