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札,聊到朝鲜华侨数量日渐减少的话题时,有个常见说法说韩国华侨反而越来越多,其实这是个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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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今天就把这事说透:韩国华侨的发展轨迹与朝鲜华侨有相似之处,核心群体规模长期持续缩水,所谓“增多”其实是混淆了“传统华侨”与“现代赴韩中国籍人员”的概念。
接下来咱们就顺着时间线,看看韩国华侨这个群体从形成到变迁的完整过程,搞清楚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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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韩国传统华侨的核心人群,主要形成于1946年至1949年间,当时山东、东北等地民众因战乱逃难至韩国,其中包含普通民众、工商从业者等各类群体,并非“多数是原中华民国政府相关人士或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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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中华民国与大韩民国保持外交关系,这部分华人得以合法居留,部分人持有中华民国护照,但“期待反攻大陆并收回原有资产”并非主流诉求,更多人是为躲避战乱寻求生存空间。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华侨人数一度达到十几万,凭借带来的资金与手艺,不少人从事商贸、餐饮等行业,经济状况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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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变上台后,情况彻底改变,他以“防止外资掌控本国经济”为由,推出一系列针对华侨的限制政策,对华侨经济活动进行系统打压。
这些政策包括立法禁止华侨购置房地产、从事外贸等高利润行业,仅允许经营小规模餐饮等民生业态,还限制华侨餐馆上调价格,从根本上阻断了华侨扩大经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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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华侨因无法直接购房,只能借用韩国人名义置产,后续常遭遇产权纠纷,导致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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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行业限制,华侨在金融领域也遭受严苛对待,早期韩国禁止华侨在本地银行开户,大量现金只能存放家中或存入华人私设金融机构,既无法获得贷款支持,还面临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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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知名的是仁川华人金融机构倒闭事件,部分机构经营者卷款跑路,导致许多华侨积蓄清零,生活陷入困境,后续朴正熙政府推行的旧币更换等政策,进一步挤压了华侨的经济空间。
在社会权利方面,华侨原本的长期居留资格被改为每3年续签一次的延期许可,子女无法进入韩国国民学校就读,只能在华人学校学习,阻断了融入主流社会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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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韩国国籍法采用“父系血统原则”,华侨入籍难度极大,与韩国人通婚也面临诸多社会障碍,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相对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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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华侨在身份上还面临“两边不靠”的尴尬:持有的相关证件在国际旅行中缺乏免签待遇,早期进入台湾地区也需申请签证,无法享受当地居民福利,这让不少有能力的华侨选择迁往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导致群体规模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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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中韩建交后,中国大陆赴韩人员大幅增加,其中以东北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为主,涵盖留学生、务工者、经营者等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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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韩国法务部2025年3月数据,居住在韩国的中国籍人员达98.6万,占在韩外国人总数的50.8%,其中朝鲜族63万。
严格来说,这些现代赴韩人员不属于传统“华侨”范畴,传统华侨指长期定居海外、保留华人身份的群体,而如今赴韩的中国籍人员多为短期居留或近年移居,两者在形成背景、身份认同上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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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韩国对华侨的政策已逐步放宽,不再有过去的歧视性限制,华侨可正常参与各类经济活动。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不少华侨转向导游、翻译、跨境贸易等行业,依托中韩民间交流热潮改善了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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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近年统计,韩国传统华侨总数约三四万人,仁川唐人街作为核心聚居地,仅剩下2800多名华人,较鼎盛时期的十几万大幅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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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朴正熙在韩国历史中评价分化,其当年针对华侨的限制政策,被部分韩国民众视为“经济起步阶段的无奈之举”,也被不少人批评存在歧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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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历程可以看出,政策限制、身份困境与时代变迁,共同形塑了韩国华侨群体的命运轨迹。
所谓“韩国华侨增多”的误读,本质是混淆了“传统华侨”与“现代赴韩中国籍人员”的概念,前者规模持续萎缩,后者因中韩交流频繁而数量增长,两者不能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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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看清一个群体的变迁,也能从中体会身份认同、政策环境与跨国生存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普通人在时代夹缝中寻找出路的努力,往往比宏大叙事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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