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欠的7亿多两白银烂账如何处置，毛主席大手一挥：不会赔1分钱

1919年冬，巴黎和会的会场里灯火通明，远道而来的中国代表被告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将转交日本”。这句话像一记闷雷，把数十年前清政府缔结的层层债务与割让的苦果，全都轰然揭开。年轻人走上街头，齐声呐喊拒绝再做“次等人”，而旧中国的财政依旧被沉重的赔款锁死——海关税、盐税、关内外各种稅厘，几乎一半都向列强“自动”流去。

回头看，问题出在晚清。自1840年后，列强陆续挟炮舰签下三百余份条约，外债、赔款一百余笔，摊到国库的数字几近天文。单是1901年的庚子赔款就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年利息四厘。账本摊开，连负责收税的总税务司也不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赫德的继任者。百姓嘴里的盐巴、门前的丁税，都在替这张巨额债单扎紧最后的封条。

1912年清室退位，本以为烂账可以随王朝一同作古。可无论袁氏北洋还是后来接掌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胆量撕毁旧约。北洋政府靠英法借款镇压内战；蒋介石更打算以“守信”换取欧美信贷与军火。结果，赔款本息越滚越大。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清朝旧债仍逾十亿白银。日军铁蹄蹂躏华北后，关税冻结、金融凋敝，国民政府仅能维持象征性偿付。

抗战结束，日本的赔款讨要声才算被迫停歇。美国、英国因各自利益考虑，先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奥匈帝国、德意志因战败早已无力索偿；苏联在1924年弃绝庚子赔款。账面上被抹掉的数字不少，但真正的本金仍有大约七亿三千万两白银悬在空中，像一把旧时代的锁链等待新主人接手。

1949年8月，北平传来风声：西方几国驻华使团准备把那份债权清单递到即将诞生的新政权案头。有人私下议论：“共产党再凶，也总得讲国际信用。”在他们眼里，只要承认旧账，中国就得分十年、二十年慢慢偿还，经济腾飞便无从谈起。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部收到那份积灰多年的“债务明细”，金额赫然仍写着“7.3亿两”。几天后，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有人提出暂缓答复，先稳住局面；有人建议分批谈判，换取技术援助。毛泽东一句话，定下基调：“分文不赔。”会议纪要仅用十二个字：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不承认。

新政府的态度随即写入《共同纲领》：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一律废除。1949年年底，外交部照会美、英、法等国，东交民巷的兵营须在限期内撤离。法军先行打包，美英试图抗辩，十二月中旬解放军执勤队进巷，几声哨子，铁门落锁，兵营归公。自1860年被划作“使馆区”的那条巷子，终于回到中国的版图。

与所谓“赔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对真实债务的履行。抗美援朝时，苏联提供飞机高炮，价目清单一丝不减。战后结算，账面数字折半仍高达三十多亿卢布。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电示“贵国可缓还”。中国方面回电：“五年清偿，不欠人情。”最终在1965年前兑付完毕。外界讶异，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凭什么拿得出这笔钱？答案很简单：合法债务要还，掠夺条款不认。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还将旅顺、大连的主权归还写进附件，并约定1955年苏军撤离。那一年，火车鸣笛，最后一批红海军官兵离港，中国东南沿海防务才算真正安上自己的锁。可以想见，若“赔款”依旧高悬，哪来谈判的平等底气？

多年以后，当那一页页旧档案被翻起，统计学家惊讶地发现：若新中国真的承担清末民初的全部债务，以1952年国民经济总量计算，至少需要十个财政年度才能填平窟窿，且必须停掉全部教育、卫生乃至国防开支。新国家或许会在襁褓里被“债务阀门”活活掐死。毛泽东的决断，等同于给共和国赢得最宝贵的启动资金与谈判主权。

历史留下的，也是严苛的提醒。列强的债单一旦坐实，民族工业、金融关税、土地边界，条条锁链都将缠到下一代。1919年，学生们高呼的“废约”未能立刻实现；1949年，这句话才真正写进法律。在那之后，海关税率由中国自己掌握，北外滩的外轮码头由华商经营，东交民巷的铁门被拆，城市夜空多了一抹属于本国的警戒灯。

今天翻检那份七亿多两的“最后对账单”，已是发黄的旧纸。数字后面的辛酸与血泪，却曾真实压在千万人肩头。毛主席坚决不赔一分钱，并非简单的倔强，而是向世界宣示：民族独立不是讨价还价的商品；国家主权更不是旧殖民合同里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