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激战“下半场”：服务维系生存，出海定义天花板

导语：在“十五五”规划进入编制与校准阶段之际，国资保险机构的共识正在形成，其核心关键词正在从过去的规模、速度，转向“服务”与“出海”。

12月18日，新华保险董事长杨玉成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系统阐述了新华对“十五五”时期的发展判断。在这次访谈中，他并未过多强调短期经营目标，而是将重心放在“大保险观”、服务能力建设以及国际化方向上。

国资保险机构“集体”转型的背后，是行业历经十余年规模扩张后，整个保险行业发展逻辑的根本性调整。

过去五年，国内寿险业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增速放缓的调整周期。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19年人身险保费收入3.10万亿元，2023年增至3.54万亿元，2019-2023年年化复合增速为3.4%，较2019年单年12.2%的同比增速大幅回落。低利率环境持续压缩利差空间，2020年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持续下移，长期在2.5%-3.0%区间窄幅波动，而2014-2018年这一指标的中枢高位值约3.6%，直接导致依赖利差收益的储蓄型产品盈利空间收窄。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增额终身寿险、分红险等产品同质化程度加深，市场竞争逐渐陷入“利率比拼-费用补贴-价值率下滑”的恶性循环，2024年头部上市险企人身险新业务价值率普遍在15%-26%区间，较2019年显著下降，单纯规模扩张已难以支撑可持续增长。

部分机构为抢占份额，通过提高分红演示利率、增加渠道补贴等方式非理性博弈，导致阶段性价值率承压。

与此同时，监管层的功能性导向不断强化。从“偿二代”二期工程实施到动态定价机制建立，从“报行合一”规范市场秩序到鼓励发展商业健康险、长期护理险，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正在引导保险回归风险保障本源。

2025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明确提出“推动保险业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从产品销售转向服务供给”，将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保障的成效纳入险企考核评价体系。

“十五五”规划因此成为一个关键窗口期，倒逼机构重新审视自身的业务重心和发展路径，而最先发生深刻变化的，是“服务”在保险经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回溯行业发展历程，2010年-2020年的寿险市场竞争，本质上是产品红利驱动的规模竞争。分红险、万能险、增额终身寿险等储蓄型产品轮流成为市场主角，尤其是在开门红阶段，这类产品往往占据新单保费的70%以上，成为推动规模增长的核心工具。

但随着市场主体增多、产品条款趋同，价格和利益让渡逐渐成为主要竞争手段，部分机构为抢占市场份额，甚至通过提高分红演示利率、增加费用补贴等方式非理性竞争，导致行业整体价值率承压，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保险“重理财、轻保障”的认知偏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头部国资险企开始主动调整方向，将保障功能和服务能力重新置于核心位置，这一转变在2026年开门红产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分红险依然是市场主力，但定位已发生本质变化。

一方面，2025年上市险企分红险实际分红实现率呈现理性管控特征，部分头部机构如新华、太保的分红实现率维持在110%-130%区间，较2022年部分产品超120%-140%的高实现率有所回落。

另一方面，健康、医疗、重疾等保障责任被更深度地嵌入产品设计，太保推出的分红型健康险采用“分红主险+重疾附加险”模式，国寿在分红险中附加长期护理责任，新华则强化了分红险的医疗费用垫付功能，实现“储蓄+保障”的双重覆盖。

产品策略的调整背后，是行业对长期发展逻辑的重新认知。

太保在2025年Q3业绩交流中明确提出，2026年预定利率将维持当前2.0%的相对稳定水平，并强调将严格遵循监管动态定价机制，其核心诉求是削弱市场对短期收益博弈的关注，引导保险回归风险保障本源。

国寿、新华等机构也均在产品设计中降低了对短期收益的强调，转而突出保障责任的全面性和服务的可持续性。

在低利率成为长期约束的情况下，单纯依赖储蓄属性已难以支撑寿险业务的长期增长，服务与保障才是更稳定的价值锚。

如果说产品结构调整是“服务化”的起点，那么服务体系的延展，则构成了这一轮转型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保险从“一次性交易”向“长期服务关系”的转变。

杨玉成在访谈中提出的“大保险观”，正是这一转型逻辑的集中体现。

他强调，新华保险的“十五五”规划将打破保险仅作为风险补偿工具的边界，将其与养老、健康、财富管理以及国家战略更紧密地结合，构建“保险+投资+服务”三端协同的生态体系。

这种思路并非新华独有，而是头部国资险企的共同选择。

平安打造“防救赔用”全链条服务体系，其“平安行”产品2025年已保障客户4290万人，提供超400次救援服务；人保健康围绕长护险、护理险，探索“居家-社区-机构”一体化养老服务模式，覆盖超2323万参保人；国寿则推进“保险+医康养”生态建设，在全国16个城市布局高品质机构养老项目，构建覆盖健康管理、养老护理、医疗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网络。

对国资保险而言，这种转型既有天然优势，也有责任担当。凭借资金规模、网络布局和政策资源优势，国资险企更有条件构建跨周期、跨场景的服务体系；而作为承担政策功能的金融机构，其服务能力的提升，本身就是对“服务实体经济与民生保障”要求的直接回应。

在服务逻辑逐步清晰的同时，“出海”成为另一个被明确写入规划核心的关键词。与“十三五”“十四五”时期的原则性表述不同，此轮国际化讨论呈现出明显的路径分化和目标量化特征，背后是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

政策层面，从2014年“国十条”首次提出“鼓励中资险企尝试多形式、多渠道‘走出去’”，到2025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出台，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为保险出海提供了制度保障。

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922亿美元，同比增长8.4%，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509.9亿美元；这些跨境业务面临地缘政治、自然灾害、供应链中断等多重风险，对保险保障提出更系统性的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国资保险的国际化不再是探索性布局，而是进入战略落地阶段，形成了两种差异化路径。

人保集团积极推进“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战略，旗下人保财险提出五年内实现“海外业务增量占全险种增量30%左右”的量化目标。

截至2025年9月，其海外利益业务已覆盖148个国家和地区，风险保障总额达1.7万亿元；并牵头成立绿色船舶保险共同体、国产商用飞机海外机队保险共同体，针对性覆盖跨境业务风险，支撑高端装备“走出去”。

国寿和新华则选择了更为谨慎的“资产端先行”路径。

受制于寿险产品在品牌认知、文化差异和监管环境方面的天然壁垒，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寿险品牌的认知度较低，不同国家的保险监管政策、税收制度差异较大，直接开展寿险业务面临较高的合规成本和市场培育成本。两家公司均选择从资产端切入，通过海外投资积累经验、搭建渠道。

国寿通过旗下资产公司参与海内外新能源项目投资，并联合新华各出资100亿元设立“鸿鹄二期”私募基金，聚焦中证A500指数成分股中的大型A+H股；新华则坚持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原则，重点布局海外优质上市公司股权、绿色能源项目，把国际化视为能力积累的过程，而非短期规模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采取何种路径，“出海”都并非独立命题，而是对保险公司综合能力的全面考验。

缺乏成熟服务体系支撑的出海，往往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业务模式，甚至可能因风险管控不当导致损失。

从这一角度看，“服务”与“出海”实际上构成了一体两面。前者决定了保险公司的内生能力，是出海的基础；后者则是这种能力在更大空间中的延展，是服务价值的国际化输出。两者的协同推进，才是国资保险国际化的可持续路径。

头部机构虽路径各异，但核心共识已形成。

下一个五年周期，保险业的竞争不再是产品利率和规模的单一比拼，而是服务能力、风险定价能力、国际化视野的综合竞争。

能否在服务与出海两条主线上实现真正落地，能否在价值创造与风险管控之间找到平衡，或将决定其在新周期中的市场地位，也将影响中国保险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与话语权。（阿尔法工场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