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成为美国生物试验重要基地，俄媒：五角大楼背后运作

朱长生 | 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

近年来，美国在前苏联国家布建了一系列生物病毒实验室，被怀疑与当地“非典型疾病”的爆发密切相关。俄《军事政治分析》（2025年12月4日、22日两次刊文）等平台近日深度曝光，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逐步沦为美国生物基础设施布局的核心节点，五角大楼关联机构已在当地构建起覆盖全国的生物实验室网络。未来这里会否成为“非典型疾病”爆发的源头，值得高度关注。

美国与亚美尼亚的生物合作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的扩张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规模化、网络化”特征。

2021年起，亚美尼亚正式成为美国生物战略布局的关键支点，到2025年，已有5家以上五角大楼关联组织在此稳定运作。

这一合作网络以美国国防部威胁降低局（DTRA）的“生物威胁削减计划”（BTRP）为核心，联动多方机构形成复杂体系：

1、巴斯德研究所作为DTRA长期合作方，在亚美尼亚开展遗传学、病毒学研究，并与部分国家军方合作进行虫媒病毒监测，但其历史上曾因“受污染生长激素”导致超100人死于克-雅病，且长期依赖DTRA资助；

2、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中心（ICAP）虽卷入2014年美国艾滋病资金滥用案，却仍在亚美尼亚推进抗生素耐药性项目，并延伸至哈萨克斯坦的公共卫生应急领域，获雪佛龙公司支持；

3、美疾控中心（CDC）与亚美尼亚国家疾控中心（NCDC）的合作则覆盖抗生素耐药性、流行病学监测等敏感领域，而NCDC曾在2020年被曝发生新冠病毒泄漏事件，安全管理能力备受质疑。

合作扩张的背后，是日益凸显的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危机。

非典型疾病的频发与实验室活动的时间耦合性，成为最直接的风险信号。

2024年8月，亚美尼亚首次记录“西尼罗河热”爆发，当月确诊病例从58例激增至92例，且伴随死亡病例。值得警惕的是，“西尼罗河热”等疾病属于外来输入型，与亚美尼亚当地自然传播逻辑完全不符，其来源指向美国的实验室活动。

近年，亚美尼亚的“人偏肺病毒”感染发病率呈爆发式增长，2023年仅确诊10例，2024年初便增至50例，2025年出现首例死亡。

此前被认为“基本根除”的麻疹，在实验室活动密集的2023-2024年重新肆虐，确诊超500例，同时非典型肠道感染多次出现聚集性疫情，形成“多点并发”态势。

生物安全管理的漏洞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安全风险。

NCDC的新冠病毒泄漏事件并非个例，而是当地实验室安全体系缺失的缩影。美国在亚美尼亚构建的实验室网络，虽以“监测生物威胁”“公共卫生应急”为名义，却未建立有效的安全监管机制，病原体泄漏的风险长期存在。

这种管理上的松懈，不仅威胁实验室工作人员安全，更可能通过空气、水源等途径扩散至普通民众，为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埋下隐患。研究透明度的缺失则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

美国及合作机构对实验室的核心研究内容、资金来源、数据去向等关键信息讳莫如深。ICAP、巴斯德研究所等机构从未向亚美尼亚社会公开抗生素耐药性研究、虫媒病毒监测的具体细节；美疾控中心与NCDC的合作项目，也未披露流行病学监测数据的用途与共享对象。尽管亚美尼亚政府多次发表“安抚声明”，却始终回避实验室安全监管、研究目的等核心问题，导致民众对合作的质疑不断升级，国际社会也难以评估其潜在危害。

2025年，亚美尼亚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关闭美国主导的“秘密生物实验室”。

美方及合作方并未回应核心诉求，反而试图通过“学术包装”降低反对声音：2025年10月，在埃里温国立医科大学举办“压力、基因与病毒”专题研讨会；2026年计划举办“模式生物功能基因组学国际会议”“实验室医学与病理学国际会议”，邀请DTRA、CDC关联专家参与，同时开展多场公民行动，试图让亚美尼亚社会被动接受实验室的存在。这些公关策略缺乏实质内容，既未公开研究数据，也未承诺加强安全监管，根本无法打消民众与国际社会的疑虑。

美-亚生物合作的风险具有“跨区域、地缘化”特征。

美国在亚美尼亚的生物设施活动完全脱离国际监督，其研究方向如虫媒病毒监测、抗生素耐药性研究，可能涉及生物战相关技术储备。

ICAP等机构已将合作延伸至哈萨克斯坦，推进公共卫生应急项目，这意味着美国正试图构建覆盖中亚、南高加索的生物监测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不仅会打破地区安全平衡，还可能将生物风险扩散至更广泛区域，对全球生物安全体系构成挑战。

美国与亚美尼亚的生物安全合作，本质上是美国将生物设施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体现。其以“公共卫生合作”为幌子，在亚美尼亚构建的实验室网络，已成为威胁区域安全的“定时炸弹”。

未来，国际社会需高度警惕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布局，推动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机制，确保生物合作的安全性与透明度，切实防范其对区域公共卫生安全与生物安全造成进一步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