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专制社会中的人性异化与阶级迷途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驴皮记》。他法国文坛中地位最高的人物，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

《高老头》

《高老头》创作于1834年，这部作品不仅讲述了一个父亲被女儿抛弃的悲惨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社会转型期人性异化的深度报告，精准地捕捉了七月王朝初期法国社会在专制统治与金钱魔力双重挤压下的精神病变。

故事始于巴黎圣日内维新街一处破败的公寓——伏盖公寓。这个散发着“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的空间，本身就是巴黎社会的微缩模型：底层住着贫穷的大学生、被遗弃的老人和神秘的在逃犯；中层是挣扎的小市民；顶层则住着试图跻身上流社会的野心家。巴尔扎克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让这个空间成为观察社会结构的绝佳窗口。

青年拉斯蒂涅，这个从外省来到巴黎攻读法律的年轻人，是贯穿小说的眼睛与灵魂。他最初带着家族的期望和朴素的是非观，却在短短时间内经历了价值观的彻底崩塌。他的表姐鲍赛昂夫人——巴黎社交界的女王——给他上了第一堂冷酷的社会课：“您越没有心肝，就越能步步高升。您毫不留情地打击别人，人家就怕您。只能把男男女女都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便丢下。”这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哲学，成为拉斯蒂涅巴黎教育的核心内容。

而伏脱冷——那个隐藏在公寓中的苦役逃犯——则提供了另一套更为激进的生存法则。他看透了社会的虚伪本质，直言不讳地指出：“人生就是这样，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想捞油水就不能怕弄脏手，只要事后洗干净就行；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道德仅此而已。”他策划让拉斯蒂涅追求银行家泰伊番被逐出家门的女儿，然后雇人杀死其兄，从而继承巨额遗产的计划，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向了犯罪边缘。

高老头，这个面条商出身的暴发户，是巴尔扎克塑造的最令人心碎的形象之一。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通过辛勤经营成为军队供应商而积累的财富，本应让他安享晚年，却因对两个女儿畸形的爱而一步步走向毁灭。

高老头的爱有着复杂的心理根源：早年丧妻后，他将全部情感转移到女儿身上；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他试图通过女儿的婚姻完成阶级跃迁，将她们嫁入贵族家庭（雷斯托伯爵）和金融新贵（纽沁根男爵）之门。为此，他付出了每人80万法郎的嫁妆——按照当时公务员年薪3600法郎计算，相当于一个普通公务员222年的收入。

然而，这种以金钱为载体的爱，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异化的种子。女儿们接受的不是无私的父爱，而是可以无限提款的银行；高老头享受的不是天伦之乐，而是用金钱购买的情感表演。当他的财富逐渐耗尽，从豪华公寓迁往伏盖公寓的顶层陋室时，女儿们的探望也越来越少。病危之际，他撕心裂肺的呼喊“把她们抓来，抓来！叫警卫队，叫军队！”成为了对金钱亲情最绝望的控诉。

高老头的死亡场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拉斯蒂涅和医科学生毕安训守护在旁，目睹这位曾富甲一方的老人像野狗般死去；女儿们正陶醉在鲍赛昂夫人告别社交界的盛大舞会中；葬礼费用由拉斯蒂涅勉强支付，送葬的只有两个打着空幡的殡仪馆人员。巴尔扎克通过这个场景完成了对金钱社会的终极审判：当一切价值都用金钱衡量时，连最基本的血缘伦理也会土崩瓦解。

专制社会中的人性异化与阶级迷途

《高老头》主题是金钱对社会关系的全面重塑。巴尔扎克敏锐地捕捉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法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传统的贵族伦理让位于资产阶级的功利计算，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小说中的巴黎是一个巨大的交易所，所有东西——包括爱情、婚姻、艺术、甚至灵魂——都被明码标价。拉斯蒂涅的启蒙正是从认识这一现实开始：他意识到，要进入上流社会，要么像伏脱冷建议的那样通过罪恶手段获取财富，要么通过攀附贵妇人获取利益。他选择了后者，开始周旋于德·纽沁根夫人（高老头的次女但斐纳）和其他贵妇之间，学习将情感转化为资本的艺术。

银行家纽沁根是这种新伦理的化身。这个阿尔萨斯金融家通过多次假破产掠夺客户财产，却因此获得“商业天才”的美誉。他的妻子但斐纳成为他的社交资产，而他本人则代表着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与之相对的是没落贵族鲍赛昂夫人，她尽管有着高贵的血统和优雅的教养，却因情人的背叛而不得不退出社交界，象征传统价值在金钱面前的溃败。

巴尔扎克通过一系列对比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新时代，金钱的来源是否正当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拥有金钱本身。伏脱冷说得透彻：“贿赂流出的地方，卑鄙就站在那儿；阴谋进行的地方，金钱就说话。”这种价值观的倒置，使得社会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伪君子培养皿，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在利益计算中度过一生。

《高老头》生动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阶级结构的剧烈变动。七月革命（1830年）后建立的七月王朝，本质上是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旧贵族虽然保留了头衔和部分特权，但在经济实力上已无法与新兴资产阶级抗衡。

高老头本人的身份就体现了这种阶级模糊性：作为面条商，他属于平民阶层；作为军队供应商，他积累了巨额财富；通过女儿的婚姻，他试图与贵族和金融家联姻。然而，这种跨越并不成功——女婿们虽然拿了他的钱，却鄙视他的出身，最终将他拒之门外。高老头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是新兴资产阶级试图融入传统精英阶层却遭排斥的缩影。

小说中的婚姻市场最能反映阶级关系的变化。贵族需要资产阶级的金钱来维持奢侈生活，资产阶级需要贵族的头衔来提升社会地位。但这种结合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基础上，毫无情感可言。德·雷斯托伯爵娶高老头的大女儿是为了她的嫁妆，纽沁根娶但斐纳同样出于经济考量。而拉斯蒂涅追求这些贵妇，也是看中了她们能提供的社交资本和经济支持。

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洞察力预言了这种阶级融合的虚伪性：表面上看，金钱打破了阶级壁垒；实际上，它只是创造了一套新的等级制度，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旧的封建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唯一真实的是金钱的数量，而不是道德、才华或血统。

《高老头》所处的历史背景是复辟王朝（1815-1830）向七月王朝（1830-1848）过渡的时期。尽管七月王朝标榜立宪君主制，但其本质仍然是少数金融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巴尔扎克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政治压迫，却通过社会心理的刻画，展现了专制制度下人性的普遍扭曲。

伏盖公寓的居民们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中：拉斯蒂涅担心无法出人头地，维多莉小姐担心被家庭抛弃，伏脱冷担心被警方抓获，高老头担心失去女儿的爱。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利用和猜疑基础上。伏脱冷被捕的场景尤其具有象征意义：房客们为了赏金而出卖他，尽管他曾是公寓里最慷慨的伙伴。

专制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严重分裂。人们在公开场合遵循一套虚伪的礼仪规范，私下里却奉行完全相反的生存法则。鲍赛昂夫人在舞会上保持优雅风度，却在教导拉斯蒂涅时传授最冷酷的利己哲学；纽沁根在交易所受人尊敬，在家中却是冷漠的暴君；高老头的女儿们在社交界扮演孝女角色，私下里却对父亲漠不关心。

这种分裂导致了普遍的异化：人们与真实的自我疏离，与社会角色认同；情感被计算取代，真诚被表演取代。拉斯蒂涅在小说结尾处望着巴黎的灯火发出的挑战：“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标志着他已完成了从天真青年到冷酷野心家的蜕变，成为了这个异化系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