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理案例｜以法破“以病谋财”，捍卫“过错者不得获益”司法底线

“我陪他治病，他却想用这个病，多分走我们的财产。”王女士的这句话，道出了这段30年婚姻中最深的荒诞与不公。男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并极大概率因此感染艾滋病，却在离婚诉讼中以“身患重大疾病”为由，主张自己属于法律应照顾的“弱势方”，要求多分财产。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杨霓、律师助理陈漩庭，没有陷入情感纠葛的泥潭，而是直指核心的法律与伦理悖论：因自身重大过错导致的困境，能否反向成为索取更多婚姻剩余利益的借口？最终，家理律师以扎实的证据链条与清晰的法理论证，不仅助力王女士成功解除婚姻枷锁，更让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否定了这一扭曲逻辑，坚定捍卫了“过错者不得从其过错中获利”的基本公正原则。

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杨霓、律师助理陈漩庭

王女士与李先生三十年前年结婚。婚姻的裂痕出现得很早——婚后不到五年，李先生便与婚外异性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内容露骨的暧昧信函成为无法抹去的证据。十年前年，李先生确诊艾滋病，王女士仍选择了艰难的陪伴与照顾。然而，男方的回报是长期无业、家庭责任缺失、甚至言语暴力，五年后双方最终分居。

今年，当王女士再次起诉离婚时，李先生打出了一张令人错愕的“牌”：他以自己身患“重大疾病”且无收入来源为由，主张属于法律应予照顾的“弱势方”，要求分得60%的夫妻共同财产。与此同时，他还在诉讼期间抛售股票、转移资产，试图隐匿财产。这场离婚诉讼，从此从情感的清算，演变为一场关于是非边界与利益分配的正面法律交锋。

面对男方将“自身过错后果”包装成“维权理由”的策略，家理律师冷静应对，从事实、法律、伦理三个层面构建了系统性的反击策略。

难点1：割裂过错与疾病关联，混淆“客观困境”与“法律弱势”

李先生辩称早年暧昧信函不能证明出轨，否认疾病与自身行为相关，坚称“患病即弱势”应多分财产。

构建证据闭环：家理律师系统整理李先生与婚外异性的多封跨年份暧昧信函，其中不乏露骨内容，并结合首次离婚判决中法院对该事实“给原告感情造成伤害”的认定，形成了无可辩驳的出轨证据链。

关联过错与疾病：家理律师结合病历中“否认重大外伤及输血史”的记载，与艾滋病主要通过性传播的医学常识，向法庭清晰地揭示了其感染艾滋病与出轨行为之间的高度盖然性，明确指出其“病”是自身背叛婚姻义务所直接导致的后果。

厘清法律误读：庭审中，家理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对“弱势方”的照顾，其立法本意在于保护无过错、因客观原因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一方。李先生的疾病源于自身重大过错，长期不工作是主动选择而非丧失劳动能力，其所谓“弱势”状态是自身过错行为的衍生品。决不能允许一方将自身过错造成的困境，反转成为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谋取额外利益的工具，否则将严重违背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

难点2：诉讼期间恶意转移财产，辩称钱款已消耗

李先生在诉讼期间抛售全部股票、取现5万余元，随后声称钱款已用于还款、消费，试图制造“财产已灭失”的假象以逃避分割。

固定转移证据：家理律师敏锐洞察其财产申报异常后，立即通过法律途径，完整调取其证券抛售、资金划转的全部银行流水记录，牢牢固定了其在诉讼关键期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恶意行为。

坚持法律后果：家理律师主张，无论其事后如何辩解钱款去向，其在离婚诉讼期间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本身，已直接违反《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该行为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其必须承担不利后果，应在财产分割中得到体现。最终，法院采纳该意见，将该笔款项视为未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并因男方的过错行为判令其向王女士支付其中大部分份额。

难点3：平衡家庭贡献与过错性质，争取公平分割

男方要求多分财产，却对家庭长期未有贡献；女方辛勤工作，是家庭主要经济支柱。

凸显女方贡献：举证王女士多年勤恳工作，独自承担了北京房产的贷款偿还，家庭日常开销，以及长沙房屋、车辆等财产的购置款，证据充分证明女方对家庭财富的积累贡献占绝对主导地位。

强化过错否定：家理律师将男方的出轨、长期不履行家庭责任、言语暴力及诉讼中转移财产等一系列行为，串联论证为导致婚姻破裂的重大过错，主张财产分割应旗帜鲜明地照顾无过错方及主要贡献方，绝不能因男方自身过错所导致的疾病状态，而在法律评价上给予其不应有的特殊倾斜。

法院的判决完全支持了王女士的核心诉求，用裁判文书清晰地划定了是非边界：

1.准予离婚。

2.李先生支付王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3.在房子、存款、职业年金所有的共同财产分割上，王女士获得60%份额。

4.对于男方转移的5万元股票款，法院判令其向王女士支付60%。

本案的胜利，远不止于财产份额的数字增减。它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专业、精准的法律实践，向社会厘清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同情不能代替是非，困境不能掩盖过错。律师的工作，是以证据为砖，以法理为柱，在情感与利益的纷杂漩涡中，筑起了一道守护“常识性公正”的坚固堤坝。我们维护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更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果”这一朴素社会信念在法律程序中的庄严重申与兑现。

这个案例向公众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诘问：当一个人因自己的错误行为而陷入困境时，社会同情与法律保护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本案的判决给出了一个理性而有力的回答：援助与关怀，不应也不能成为对错误行为的免责符甚至奖励。婚姻中的责任、诚信与忠实，依然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价值基石。真正的公平，是让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唯此，方能守护婚姻乃至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诚信与善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