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叶利钦搞垮了苏联，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大功臣”，这是为何

1994年5月，克里姆林宫大礼堂的灯光刚亮起，叶利钦在台阶口回头对身边助手咕哝一句：“往前走，别停。”这天他与西方贷款代表短暂会面后，旋即宣布又一轮私有化计划。当时的俄罗斯经济正处险滩，而叶利钦的每一步都像在薄冰上起舞。这一年或许比1991年、1999年更能看出他的复杂：既是主导者，也是被推着走的人。

追溯履历，1961年叶利钦加入苏共，先在乌拉尔地区搞建筑工程，1970年代凭借敢说敢冲的作风进入莫斯科视野。1985年被调任莫斯科市委书记，他公开批评繁琐的特权体系，引来保守派不满，却意外获得城市平民的喝彩。“老头子说话冲，可顶事。”街头老太太的话反映了当时的民意。敢闯、敢怼，让他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浪潮中站到了浪尖。

局势的拐点在1991年8月。保守派发动“八一九事件”，坦克涌向莫斯科白宫，叶利钦爬上装甲车高喊“人民不会屈服”，画面被全球媒体反复播放。三天后“政变”失败，苏联的权力天平瞬间倾斜。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递交辞呈，红旗在克里姆林宫悄然落下。此时距离70%民众希望保留联盟，仅过去不到两年，裂变之速，外界目不暇接。

叶利钦责不责任？得看角度。苏联末期矛盾叠加：油价暴跌导致外汇锐减，阿富汗战争拖出深坑，民族独立诉求此起彼伏，体制冗余又令消费品短缺。用后来学者的话说，“如果没有叶利钦，或许还有下一个叶利钦”。他把加速器踩到了底，对西方模式近乎盲信，1992—1994年连续三轮“休克疗法”，国营资产被财阀低价囊括，卢布汇率断崖式下挫。数据显示，1991年俄罗斯GDP约5100亿美元，1998年缩水到两百多亿美元，普通人手里的钱像被风吹散。

经济下滑与车臣动荡交织，叶利钦在本国民众心里注定难逃“罪人”评判。然而，视线向东，评价截然不同。中苏长期对峙时期，苏军曾在黑龙江、外蒙古集结百万兵力，新中国为此构筑防御工事、调集军费。1991年联盟解体，庞大军事压力瞬间瓦解，北疆安保负担大为减轻，中国得以把更多资源放进经济建设和沿海开放区，这是一份看得见的“红利”。

更直接的变化发生在军贸。叶利钦在1992、1994、1996年三次访华，双方签署从战机到反舰导弹的一揽子协议。此前歼-6、歼-7已显老态，国内研发受限于发动机材料和气动数据。苏-27、苏-30的引进不仅带来整机，还附带维修、改进的蓝图，让中国航空工业跨过了漫长摸索期。国防科工委一位负责人当时感慨：“翼根、鸭翼、三维矢量，这些以前只能在资料里翻，现在就在车间里摆着。”

海军同样受益。1990年代北方造船厂的导弹驱逐舰设计屡次停顿，俄罗斯提供的现代级及配套技术，让国产新舰设计方案迅速完善。优秀工程师组团赴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实地拆解样舰，吸收消化后再回国内重构体系。有意思的是，这批工程师后来参与了052C、052D系列的研制。

除了硬件，边界问题也在冷战阴影下迎来突破。1994年、1997年、1999年，中俄三轮谈判划定了东段、西段大部分界线，23.7平方公里土地归还中国。谈判间隙，叶利钦曾笑着对中方代表说：“地图摊开，难点就那么几处，咱们把它们解决掉。”一句看似随意的话，背后是俄罗斯对外政策重心从对抗转为合作的信号。

因此，同一件事在不同坐标系下呈现两幅相反图景——在俄罗斯国内舆论场，叶利钦被贴上“拆房子的人”标签；在中国军事和外交议题中，他却常被称作“送钥匙的人”。究其原因，一是地缘格局变化带来的安全红利，二是市场换技术的合作为中国工业升级加速，三是边界谈判减少历史遗留负担。这三条交织，让“罪人”与“功臣”两个评价并存且都能找到事实支撑。

历史往往无意成就单纯的黑或白。叶利钦提前结束了苏联的寿命，却也在另一条路径上间接推动了亚洲东部局势的松动。从莫斯科白宫走出来的那个身影，留下的既有经济创伤，也有战略缝隙与合作契机——结果如何，不同国家有不同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