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忙工作，女演员田伶在屋内大喊：主席出来，有人带好吃的了

1974年初夏的一个下午，西花厅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毛主席还在灯下改电报，一碗没放油星的清水面已经凉透了。正在外间整理舞蹈道具的田伶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抬眼一看，是勤务员端着一份盒饭。豆芽菜的清香透出来，她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主席出来，有人带好吃的了！”声音不大，却把屋里外间的空气都搅动了。门吱呀一响，毛主席放下了笔，笑着走出来：“什么好吃的？让同志们先吃。”这简单的一句话，很快把房间里的紧张感冲淡，大家都跟着笑了。

26岁的田伶在心里暗暗发愁——盒饭只是一点米饭加几根豆芽，根本算不上好吃。她悄悄凑到勤务员旁边，小声嘀咕：“就这也叫好吃？”勤务员回以一笑：“田老师，这已是今天最旺的菜色。”话音落地，田伶心里一下子明白：领袖忙国事，清淡饮食成了常态。那份盒饭后来仍是被毛主席推给工作人员，自己又回屋继续批改文件。这样朴素的场景，在中南海里并不稀奇，可在田伶心里却留下了极深的印记。

别看那时候田伶与毛主席说话毫不怯场，十二年前，刚满十四岁的她第一次踏进中南海时，可是连手心都冒汗。1962年10月，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要去春藕斋举办舞会，总团助理挑中了她和另外三名学员。那天临近傍晚，面包车穿过新华门，金黄的灯光把夜色切成一片片，车厢里显得格外安静。田伶盯着窗外的湖水，心里七上八下：这是党中央首长工作的地方，千万别出差错。

舞会已经开始，四个姑娘被安排在舞池周围的座椅上候场。十点左右，门口突然出现高大的身影，大家同时起身。“是毛主席！”田伶的惊呼里藏不住激动。主席微微点头致意，轻快地走进人群，很快与节拍合拍。那天他和许多干部交换舞伴，转身、旋步、侧移，一招一式俨然老练舞者。田伶曾在旁边数拍，发现领袖的转圈正好卡在四八拍的“八”上，干脆利落。她暗暗忆起那些年练功房里反复压腿的苦劲，心说：要跳得漂亮，还真得用功。

1963年元旦，春藕斋再度张灯结彩。歌舞《一拜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刚唱出第一个“一拜”，毛主席竟站起身，向演员回礼。屋里人先是一愣，旋即鼓掌，掌声里多了几分敬佩。结束后主席笑着问田伶：“伢子，你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浓重的湖南口音把“田伶”说成了“电铃”，惹得周围人偷笑。田伶忙解释：“主席，我姓种田的田，不是发电的电。”毛主席摆摆手：“好名字，响亮。”一句调侃，一声肯定，这位少年舞者的紧张瞬间被化解。

日子一长，田伶也见识到毛主席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李讷患病住院时，他叮嘱随行秘书：“病历本别写真实姓名。”于是，“沈娟”这个名字就出现在病床号牌上。外界常以为领袖子女自然享受优待，但在中南海，没有哪位医生护士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类似的细节还有不少。毛岸青走上工作岗位后，主席再三交代：“对同志，别提家里那回事。”对子女如此，对工作人员亦如此，这才形成中南海里人人守规矩的氛围。

1974年那次外出购物便是例子。田伶与中南海厨师于师傅等人想买点日用品，去了王府井友谊商店，却苦于没有外汇券。售货员见他们站在柜台前徘徊，语气客气却丝毫不松口：“没券真不能卖，不好意思。”人们都听说他们来自中南海，但谁也不敢越线。空手而回途中，于师傅提议在北京饭店门前先歇脚，又自掏腰包给大家买冰淇淋。晚上回到西花厅，田伶顺口提起这事，没想到毛主席立即皱眉：“客人不该让厨师掏钱，叫吴连登把钱原数还过去。”三句话，既强调规矩，也顾全情面，没有一句废话。

再往前追溯，1960年代初，全国刚经历困难时期。中央首长们在饮食、用车、住房上都缩减规格。毛主席的办公桌只有一盏台灯、一沓文件，大多数晚餐不过一碗稀饭两根咸菜。直到70年代，条件好转，他依旧坚持“一菜一汤”。有人劝他多添菜，他摆手：“国家还有很多地方缺粮，不能搞特殊。”这种克己并非作秀，在田伶看来，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中南海里的年轻人受此影响，消费观也十分朴素。田伶在舞蹈队里人缘好，却从没收过同事送的昂贵礼物，与供销社的售货员打交道，总是排队买票，照章付款。她常说一句半玩笑的话：“跟着主席久了，身上也自带‘不敢’二字。”这种“不敢”，不是惧怕权威，而是害怕破坏规矩、影响形象。

时间回到1974年的那个晚上。毛主席批完最后一份文件，才端起早已冷掉的面条。田伶忍不住劝：“主席，冷面伤胃，让厨房再热一热？”毛主席摇头：“夜深了，别折腾同志。”说着，捧着碗转身进里间。门再次关上，灯光透过磨砂玻璃投出一片剪影，仍在伏案。田伶站在门口，神情复杂——领袖把精力都给了国家，却对自己生活近乎苛刻；而自己的“不经意一喊”，竟成了留存在记忆里的温暖插曲。

同年秋天，田伶随文工团赴外地慰问演出，临行前去告别。毛主席叮嘱：“注意安全，多向基层同志学习。”短短一句，把关怀和期望都交代清楚。火车开动时，她透过车窗回望，心里浮现的仍是那天屋内的喊声：“主席出来，有人带好吃的了！”那句略带童真的呼喊，把领袖的生活拉回普通烟火，也让她确认了一件事——真正的伟大，并不依靠排场和待遇，而是把自己放得足够低，把责任扛得足够高。